※※※※※※※※※※※※※※※※※※※※※※※※※※※※※※※※※※※ ※ ※ ※ 中 国 与 世 界 ※ ※ ※ ※ 二零零五年 第八期 十二月号 ※ ※ ※ ※※※※※※※※※※※※※※※※※※※※※※※※※※※※※※※※※※※ CHINA AND THE WORLD No.105 总第一百零五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 网址 http://www.zgysj.com 投稿、订阅及援助请致信:contact@zgysj.com 一九九六年十月创刊◎2005《中国与世界》国际标准刊号：ISSN1091－9562 本期分200512mulu，a，b1，b2，b3，c1，c2，d，e1，e2，f1，f2共十二个文件 ——————————————————————————————————— E【大千世界】 e2论“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 田辰山 说说暴力革命 数 学 均衡之道——韩国总统卢武铉对韩国政治和东北亚前景的展望 贝一明 ——————————————————————————————————— 论“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 田辰山 摘要：儒家思想于科技关系这个问题提得不确切；儒家思想于现代科学之间简单、 直接得因果逻辑找不到；“儒家思想”与西方“科技”之间，重叠地相隔多重范畴； 二者的关系问题，是个心理态度的问题；科技是手段，儒家不将手段看得高于目的， 而是主张目的的与手段统一；儒学更不思考如何取发现上帝（如以宗教为目的的科学） 或对它的质疑（启蒙运动的理性），其功能全部在于怎样实现一个和谐天下，在与阐 述这个目的；相对于手段，儒家更重视目的。儒学之功不在最终发现真理，而在认识、 追求靠近万物变化内在联系的无终止过程。儒家思想将宇宙看为互系，就是抽象思维。 儒家赞同将科学用于和会范畴，用于以民为本的项目，因为民为天。 关键词：儒家思想 科技 互系 人们关心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集中反映在20多年来对所谓《李约瑟难 题》的求解热潮，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对此侃侃而谈。主导的观点是，儒家思想不利于、 甚至阻碍现代科技的发展。 国内最近一场争论是围绕杨振宁先生去年九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的“文化高峰会”上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的演讲进行的。 媒体以“《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为题，做了大量报道。 针对这种情况，我的观点是，儒家思想与科技关系这个问题提得不确切；“《易 经》阻碍科学启蒙”的逻辑不成立。因为，如果寻找《易经》（或儒家思想）与现代 科学的范畴和逻辑，二者之间不会存在简单、直接的因果逻辑。也即，那种“因为甲， 所以乙”公式化的“因为儒家思想（或《易经》）如此，所以科技不能发展”或“因 为儒家思想（或《易经》）如此，所以科技能够发展”直接逻辑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原因很简单，从学理上，这两个范畴相距太远，假设逻辑不仅学理不通，而且现实也 没有根据。 因为儒家思想和科学技术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直接因果逻辑，也就无从直接在 二者关系问题上说起。与其说这是个就二者关系的道理问题，不如说是对这个问题的 态度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才适当，需要把几个问题搞清：1）科技术是目还是手段？ 儒家思想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从这可以推出，儒家对科技可能采取的态度；2）儒 学和科技究竟学理范畴和逻辑相距多远？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在二者之间附会简单逻 辑能不能成立；3）“西方科技”“现代性”究竟是什么？从这可以悟出，儒家应该 怎样对待；4）“科学思维和方法”到底是什么？5）从4）可以发现，它与儒学比较， 到底怎样；6）中国为什么在古代取得辉煌科技？从这可以知道，科学在儒家意义是 什么。7）西方现代科技动力在哪？从这可以了解，它对中国意味什么。最后，近代 儒家喊出“中体西用”究竟怎样理解？重新思考现代科技的挑战，什么才是儒家的正 确态度？当然，这几个问题都要讲清楚，要写大一本书。这里只能提纲携领地提出论 点，引起儒家学者兴趣，以便共同研究。 一、科技是手段 翻开英语《韦勃斯特》词典，科学有多重定义。科学史关于科学本质的说法是概 念思考工具（概念思考-理论-证据）。“科学”的标准解释，是“去认知”，包括事 实、定理和理论在内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目的是通过观察，认识世界、找到“真理”。 科学不涉及价值观。科学历来是这样教的。研究机构、大中小学、图书馆、出版社、 新闻机构、会议、教学等材料，都是这样说的。 但科学史提供大量证据，表明标准解释未包括科学实质，即科学为政治工具。政 治行为同样涉及经常性概念思考。人类开始从事天文学时，就有政治介入。中世纪知 识是危险、不可广泛传播的。科学与天主教有联系。地心说与日心说很大程度是政治 之争。十七世纪，科学不是被政府便是被教会控制。研究人员支取薪水，政府或教会 把持最后发言权。它们控制出版发行权。一个例子是意大利自然学会的研究成果不能 发表。出版物以机构名义出版。研究机构规范社会行为，判定信息合法性，定义什么 是科学。 作为概念思考工具，经过启蒙，进入现代资本社会，这个科学传统仍然存在，而 且得以强化。科学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取得统治地位。科研资金大部来自国家，应用科 学（技术）占很大比重。所谓“启蒙”及现代资本信条，科学、理性、计划是服务个 人目的的手段。导致的后果，科学由理性变为非理性，与道德割裂甚至背道而驰。理 性远离道德，科学目的不再是获取知识向宿命争取自由（此为启蒙的本旨），而变成 个人获得利益和满足欲望的工具。这是由相对到绝对的深刻变化。科学、推理和实证 及对感性认识寻求都丧失其本来面目。 “儒家思想中没有科学”，这个说法不会错，但如同“中国宴席没有刀叉”一样 贫乏。儒家虽没有科学，但并非没有概念思考。下面集中谈这个问题。科技是手段， 儒家不将手段看得高于目的，而是主张目的与手段统一。西方将科技完全视为手段， 儒家则有所不屑。更重要的是，儒学整个体系根本就不是思考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使 用何种手段。陆九渊将儒家态度表达得淋漓致尽： “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然圣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 若德行中庸固无加人之理。世道衰微，德行浅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艺加人， 珍其事，秘其说，以增其价，真所谓市道。故风俗日以不美，流传之久，艺之实益不 精，而眩鬻之风反更张大。学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为此辈所眩者。” 《管子.法法》讲得也很明确：“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 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以治国。” 作为结构差异，儒学更不思考如何去发现上帝（如以宗教为目的科学）或对它质 疑（启蒙运动的理性），而是全部在怎样实现一个和谐天下，在阐述这个目的。这就 是“本”，由此有“治国为本”，“民为本”，“农为本”等。“本”即主要矛盾。 其他是“末”。目的为本，手段为末，本末兼顾。这和西方科技风马牛不相及，毫不 相干。怎么可能出现概念相同？这样作问题探讨，是否本来就不对头？是否至少应在 起码类似范畴中探求？ 二、“儒家思想”和“科技”范畴相去甚远 先说什么是范畴。范畴是系统概念分类群，任何概念也都是范围分类或范畴，包 含相对独立目的与手段性。范畴之间存在间接或直接性质不同的内在理性关系，称逻 辑。多重范畴之间有多重逻辑。“儒家思想”是个概念也是范畴；“现代科技”也如 此。“现代科技”是“现代”和“科技”的概念（或说两个范畴）组成，为定语所属 结构。相对于二者，“现代科技”组合为较大范畴，又可与在其上一层次的较大范畴 形成所属逻辑。此外，“科技”也为“科学”和“技术”两范畴组成；二者之间既是 因果又是并列逻辑（或许还有其他逻辑，暂不涉及），且对于该上一层次较大范畴形 成所属逻辑。这样。构成了与“现代科技”的多重逻辑。所以这么细分，是因为不管 大、小，无论哪一范畴，哪层逻辑发生变化，都导致整个逻辑（即“儒家思想”与“现 代科技”）变化。逻辑为理性关系，通过推理（比如归纳法或推演法）达到。讲逻辑， 是要看通过推理，最后达到“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是什么关系。 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庞大范畴，首先是“中国传统”的庞大范畴。其下包括 “中国哲学体系”的范畴。“儒家思想”为“中国哲学体系”中的特定“哲学传统” 范畴，对上面“中国传统” 和“中国哲学体系”为所属逻辑。“儒家思想”曾一度 居“中国哲学体系”主导地位，对“中国哲学传统”又具表述逻辑。这样，“儒家思 想”可说与“西方哲学传统” 为对应逻辑。其条件是西方哲学传统相提并论。相提 并论为并列逻辑。并列意味着对等，无高低、贵贱之分。分，即加上价值观。另外， 如以“人类哲学传统”为一大范畴，“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则具有被包含 的从属逻辑。只在此意义上“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直接逻辑可以成立，但 仅此而已。 上面已说，“现代科技”在“科技”范畴中。为叙述方便，现将“科学”和“技 术”分开一下。二者虽不是同一范畴，但只要将“科学”的位置逻辑搞清，“技术” 也自然清楚。“科学”在哪儿？首先是在“西方传统”中。（中国没有[西方]“科学” 说法，逻辑很简单，在此得到印证。）在“西方传统”内，“科学”与“西方哲学传 统”交叉但不能混为同范畴。逻辑上，“科学”与“哲学传统”有逻辑关系（如手段 性），但与“西方宗教传统”逻辑更密。这里将“科学”范畴位置说清，需介绍定义 （定义上节已述）。 不管标准解释还是科学史角度，“科学”已清楚；它是概念工具、手段范畴，不 是独立性范畴，即有其所依托目的范畴。科学史显示，“科学”从属随历史而变化目 的范畴，至少包括哲学、宗教和政治。“西方传统”下有“思想传统”范畴，包含“哲 学”和“宗教”传统”。除此二范畴，还有“社会”传统，“社会”下又包含“政 治”。“科学”交叉重叠附属于这样划分的“哲学” “宗教”和 “政治”，与它们 是手段与目的逻辑。这样分析范畴，“儒家思想”与西方“科技”之间，重叠地隔着 多重范畴；从“中国哲学”，经“中国传统”、“西方传统”、“西方哲学”、“西 方宗教”、“西方政治”到“科技”，至少相隔七重范畴。相隔这么多，二者就不会 有简单、直线逻辑，更不用说再加上“现代”二字的“科技”。简单因果逻辑不存在， “儒家思想产生不出现代科技”说法学理上就不能成立。 不能成立，根本原因在于逻辑是内在，在某一范畴（概念）体系之内，而不是之 外。范畴体系是一系列具种种逻辑关系的概念群体。某二范畴（或范畴体系）有逻辑 关系，是因为同属于一更大体系。按照这个原理，“科学”属于西方传统的大范畴体 系，对于另一大范畴之内“儒家思想”，不存在内在逻辑。内在逻辑是内在理性关系。 这也是说，“儒家思想”与“科技”之间不存“因为A 所以B”的简单、因果逻辑。 将它们相提并论时，赋以高低、贵贱等价值概念，是不存理性的。将它们相提并论， 首先应看到不同质的范畴体系，要首先考察各自在本体系的来龙去脉。缺少这一步就 进行价值观判断只会是臆断。将本无逻辑可言范畴以简单因果逻辑加以联系，即非理 性臆想。科学就是对简单逻辑假设，但仍需已有逻辑作前提。凭空假设只是“伪科 学”。 将中国没有现代“科技”归咎为儒家思想阻碍的结果，正是上述这种非理性臆 想。更何况二者之间逻辑，不仅学理上不成立，历史也提供它反而不能成立的事实。 古代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一直远较欧洲卓有成效； 儒家思想非但没有阻碍，它却 反而发达。人们恐怕是认错了研究对象。其实，既然中国没有的是“近现代科学”， 对“近现代”研究一番，路向才对。 三、西方科技的近现代性 如果没有出现现代西方式的科学发展是“儒家思想”之过，为什么西方也等到现 代才获得科技大发展？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研究西方科技的“近现代性”。其实主 流观点有个重大遗漏，抛开了西方社会历史的特有原因。哪怕有人提到社会原因，也 是归咎于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制约， 这与归咎“儒家思想”是同类毛病。有人也提到 工业革命， 但仍没说清楚。工业革命背后还有根本性原因，就是所谓“近现代性” （modernity）。 “现代性”作为汉语概念，重在表达历史时间。作为西方概念，它表达西方历史、 社会、思想文化传统等等重要转折。现代性必然牵涉启蒙运动，它是转折点，是西方 现代性标志。启蒙的意义是什么呢？ 启蒙运动初衷是挑战神话与万物有灵、向宿命抗争。它表现为对自由命题的发现： 人必须摆脱迷信。获得自由的途径是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和实证主义，去寻找经验 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属于哲学范畴，是哲学手段；借助它脱离宗教迷信，对 世界重新认识。但是，“自由”命题变为同“个人主义”是同一命题之时，从“宿命 论压迫下寻求解放”的“自由”意义就转换成“按照自己意志或欲望行动”的放纵； 其对立面从“宗教迷信”转为“集体主义”。西方现代性是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的。 启蒙运动对宗教神话、信念和上帝启示采取否定态度，向人们宣告：“宇宙没有 什么‘上帝’干预”；“没有原罪这回事情；人类并非天性固有堕落，而是教士的阴 谋设计出的行为和恶事”；“思想不是天生固有，宇宙也没有仁慈的目的在支配。” 不幸的是，由于自由的内涵已被改变，科学目的的内涵亦被改变。科学不再为获得从 宿命论的自由寻求知识，而是变成为实现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的服务工具。随着 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实证主义、追求经验事实都开始服务于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 这些概念本身也变成具有宿命论同等的魔力地位，保佑个人成功。个人利益和欲望现 在拥有了过去上帝的位置。上帝则被降为附属的手段地位，成为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 合法的辩护士。假如上帝原来允许个人追求私立和欲望，启蒙运动本不会有的。 近现代科技史的大量证据都显示这一西方“现代性”被作为概念思考工具，科学 变得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并因此取得统治地位。科学由理性变为非理性，与道德背道 而驰，是在启蒙过程导致的。作为现代性，科学从“宗教传统”手段，走到推翻迷信、 认识世界的哲学手段，又随而变为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经济和政治手段。这就 是西方科技在近现代获得空前发达的逻辑。近代科学、实用科学各种领域，尤其生产 科技、战争军事科技与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相联系的情 况，西方历史学家有大量阐述分析。 西方现代性对“儒家思想”有什么意义？如果“现代性”是对神话了结，那么西 方近代的命题则是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过这个现代答案的体系。至于“现代 性”完成了科学从对宗教迷信自由到追求个人利益与欲望手段的转变，则是儒家思想 所不齿和不同的。这恐怕也是中国哲学史没有发生启蒙这等事情的原因。启蒙的命题， 不仅在哲学高度的儒家体系里已明确，甚至已沉淀为中国通俗文化常识。中国普通人 都知道《论语》里季路问事鬼神的事。季路请教怎样侍奉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论语》还提倡“不语怪力乱神。” 东汉王充的《论衡》认为：“‘天 地固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 唐朝柳宗元斥责：“本始之 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冥凝玄厘，无功无 作。” 在反对神灵方面，中国人是早就启蒙了的。而且，从未将这个“自由”发展 为个人主义，却发展出没有上帝作用的人文道德。相对于手段，儒家更重视目的。这 种观念不单在哲学层次，也是社会常识；“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南辕北辙”、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金钱是粪土，仁义值千金”等等，在中国都是日常 生活价值观。这种情况与启蒙运动给西方带来的流行理念相比，应该是谁“先进”、 谁“落后”？谁“启蒙”、谁“愚昧”？ 四、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 对任何外来事物，都有采取态度问题。态度产生于对其实质性了解之中。科学是 飞来之物，如果决定一个态度，也须先了解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是什么。 1、科学其实是狭义方式思维 科学思维是狭义微观活动。狭义指研究对象范畴狭小。科学作为术语是总概念， 有笼统性。然而每项具体科学研究都是微观、狭义、单一的。不这样，就没有科学研 究操作性。科学可广泛针对任何东西发问，但发问和出发点往往是单一、局限的。这 造成科学领域知识偶然性，因为往往取决于研究者持有的特殊信仰、价值观、标准、 方法以及认知目的。基础科学的发现，不少情况出于对不同问题、不同出发点、对某 一问题的好奇心所驱动（况且，也是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好奇心）。比如， 上帝是否存在问题。一般人或相信或不相信它的存在，通常不深究。这时有个很相信 上帝存在的认真人，先设定上帝存在，然后观测也好，实验也好，引经据典也好，引 用经验也好，去证明上帝存在。这成了科学。还比如，牛顿从树上掉苹果发问，经过 研究得出万有引力学说。实用科学就更具局限性。因为推动实用科学背后的动机是具 体的、多种的。实用科学目的都是解决实际问题。况且知识是在先验域境中加以解释。 某人观察东西依赖他看到过什么和已培养出的视觉概想经验 (Kuhn 1970, p. 113)。 科学是从具体开始。具体程度达到具有同样规则系统（algorithm)，所有科学家在同 一时间都会作出同一决定。 科学方法很多，而且是变化的。没有某种独尊的科学方法（Anderson, 1986)； 不 同科学领域有各自不同方法。解决科学问题途径很多，离不开常识。科学的事情，并 非神秘，也无特殊不寻常之处。科学工作基本的方法模式是从观察开始：一、观察、 采集研究对象的事实，其活动、状况以及相关条件或联系；二、对观察、采集事实进 行解读；三、作为目的解释观察、采集事实的原因，也即进行假设；四、假如某种概 括性解释（或假设）成立，它须有预见性，也即，根据这一假设，某种具体结果可以 通过推理得出。这是科学工作将进入的最为激动人心的阶段；五、根据假设，进行实 验前结果预测，然后进行实验；六、如果实验结果与预测相同，则接受假设成立，假 设成为定理。如果实验失败，则或对假设进行修正或给予否定。这一过程包含归纳和 推演两个阶段。具体操作程序不等于概括科学总概念。归纳法和推演法为科学总概念 手段范畴，是从属性。科学命题相对于科学目标是具体的，微观的，必须从具体问题 出发以具体事物为固定对象。科学方法和操作程序是根据具体课题要求设计的。 2、归纳法和推演法 上面概括六个步骤，从一到三（即从观察、采集事实到进行假设）属于归纳法范 畴，即从具体到一般。四到六（假设的预见到根据实验结果对其接受或否定）属于推 演法范畴，即从一般到具体。按照杨振宁说法，推演法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 任何科学程序都包含两种方法，而不只其中一种，二者是分不开的。所谓辩证方法， 是强调这两种方法的联系性与不可分割性。 3、科学不发现绝对真理 科学哲学揭示，科学的设想是发现永恒、普遍、绝对真理。然而迄今为止，一切 科学知识都受到怀疑（如批判相对主义），正是因为科学目标、追求目的和方法是多 种的、不同的。科学价值根据独一得出方式和方法获得确认。没有可知现实等待人们 必须通过某一科学方法来发现（Olson 1981）。科学甚至不能分析和描述这个“现实” （Laudan, 1981）。任何知识都需批判地评价和测试来决定它们反映真实世界的程度。 科学假设是否真理不取决它是否具确定性，而取决世界是否如同它反映的那样（科学 现实主义）。 科学目标在于生产关于世界的知识，是概括对世界行为支配的法则。科学目的是 发展法则或理论，解释、预测、了解和控制现象。科学家宿求依靠遐想，信仰其目标 是发现真理。但科学并非已找到了真理，或说已达到目标。一切科学都是假设，有待 新发现进行修正。(Hunt, 1991: p, 200-201)。科学是遐想和探索活动，是批判和分 析活动，但不是为迷信树立的偶像，因为它不是绝对概念。一方面，它是手段，具客 观性，可服务于任何目的。另一方面，它是方法，是发现真理过程，而非本身是真理。 它发现的知识也不是真理。真理的确认依赖共识，而科学整体只是一小部分在一定时 间内是无可否认和具有共识性的(Ziman 1978)， 况且共识建立依靠同一性规则系统。 而围绕共识模式的理论也象走马灯一样变换(Laudan, 1984)。科学目标是解决问题 (Laudan 1977, p. 13)，科学进步并不通向真理 (Kuhn 1970, p. 170)。普遍真理是 永远也不会被证实的(Carnap 1953, p. 48)。 书本里最客观观点获得人们理解依赖于一种指导性原则，指导性原则制约读者作 出解读，它是标准方式的标准用语；假如没有以这种方式进行争论思想者共同体的存 在，这种标准方式也会垮台(Feyerabend, 1987, p. 111)。任何对观察现象的描述有 客观一面也有主观成分。事物性质在描述中往往遗漏，事物形式在描述中经常强化。 首次介绍性描述经常在常规性运用中消失。人们所熟悉事实的显著客观性是与健忘性 结合的训练结果。根植遗传特质，它不是深邃透视结果(Feyerabend 1987: p. 106)。 事物被用特殊方式结构化和作出安排，变成常规。知识分子兴趣是为已变为常规的、 被结构化和安排的方式提供论据，方法是示范它如何导致重要结果。有深远性意义的 实践和观点是以“现实”为依据的，而这种“现实”是事先由这种实践和观点框架性 地造就的。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支配科学实践的经常是一种强烈抵制变化的 概念框架或世界观(Kuhn 1962)。所谓范例是构成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Laudan, 1977; Suppe, 1974)，共同的形而上学信念(Kuhn, 1970)。 4、科学思维的特点 科学思维具有以下特点： a) 手段性：神学阶段，理性阶段，近现代。西方科技从发生到今天，都作为概 念工具。神学阶段它用来证明上帝。在理性阶段推翻上帝。在近现代服务于个人利益 和欲望（即以个人为终极目的的资本利润增生及对其施加保护的权力欲望的实现）， 集中体现近现代资本的经济和政治形式。 b) 假设性：形式、上帝、意识、物质。西方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伴随产生，同 属一个结构。其假设与古希腊哲学思维一脉相承。如苏格拉底方法对“形式”假设， 基督教传统对上帝假设，黑格尔精神假设，启蒙运动“物质”假设。西方科学是在承 认假设，证实假设中发生发展的。开创性科学家（例如牛顿和爱因斯坦）认为自己的 研究是提供对假设的证明。科学命题假设虽在具体问题、具体法则意义上建立，但总 的说，具体性和局限性与哲学总体性假设不相冲突。 c) 绝对真理性。对形式、上帝、精神、物质假设是绝对真理的假设，科学发现 的法则或规律，被认为是绝对、普遍的。 d) 分割性：界定、分类、变量固定、封闭性。科学研究离开界定、分类、变量 固定、封闭性无法进行，原因是科学研究从对具体问题具体发问开始。它要求进行界 定或定义，根据定义进行分类。实验时，则通过固定其他变量然后得出所需变量条件 下研究对象的情况，视为结果。由于这些原因，科学研究进行必须是在封闭体系里进 行。封闭体系是固定不变整体，完全为着研究目的所设计制作的体系，否则研究不能 完成。 e) 二元性：由二元性出发，找确定性、本质性、决定性。决定与被决定、现象 与本质、必然与偶然不一而足，皆作为分隔而不相连二元。西方科学与其哲学基本思 维框架是二元主义，是西方主流世界观的反映。总是在万物后（或上）面假设有一种 超然、绝对力量规定着自然表象。只有这个“一”是确定的、本质的和决定的。除此 之外，一切都是表象。一切偶对事物都是分割的、对立的、排斥的、此决定彼的关系。 科学目的是寻找这决定的法则或者规律。其基本公式是“假如甲，则乙”。它表达的 是：二者分离、单向单线、一定次序。事物总是按照这一公式被分成决定者和被决定 者、本质决定现象、必然决定偶然、灵魂决定肉体等无数二元分叉式概念偶对。整个 哲学史围绕谁决定谁辩论。科学是植根于此种思维框架中的概念思维工具，为双方各 自支持自己的论证手段。到后现代，在大量科学成果积累之上，人们不断对分割科学 领域产生是否需要一体化的发问。“系统科学”、“复杂系统”等是西方科学方向新 现象，是针对传统“简单系统”所提出的。 五、儒家思想包含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和方法与儒家思想比较是什么情形？上面分析过，它们不在同一范畴， 分别在各自的大体系之中，也非同一层次。在儒学中找与科技相对狭义、单一性因素， 该象李约瑟那样到古代科技经典中去。不该在科技与儒学之间设立简单逻辑。儒学比 科技范畴宏大得多。它讲天事人事和谐问题。科技证实形而上本体存在并解决为个人 终极目的资本利润增生和政治权力问题。一个思维具狭义性、单一性，另一个博大性、 多重性。科学方法是研究狭义、单一问题的具体操作设计与执行。围绕宇宙和谐，儒 学是博揽一切思维方法和实践途径，思其广益，集之大成。用两字概括，可谓“通变” （思维与实践的辩证方法）。它不仅“归纳法”、“推演法”兼容并收，且远远超出 其狭义范畴。儒学之功不在最终发现真理，而在认识、接近万物变化内在联系的无终 止过程。变化的内在联系无穷尽，千变万化状态不存在绝对真理，儒学体系也就无绝 对真理之说。认识、接近万物过程不会有完结。这决定儒学永远是开放的过程体系， 永远接受注入新鲜血液。 常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说法，却未见以“博大精神”课题的研究。与现有西 方科学体系相比，儒学显示“博大”“开放”精神，至少有六方面：1）不假设超绝 本体；2）互系抽象思维；3）归纳法、推演法并收；4）多重逻辑性（多重次序性）； 5）互系性语言准确性；6）目的与手段统一。 1）不假设超绝本体 我曾推想中西文化元始阶段或某关键转折点上，二者各取了不同路向。 在同一 带根本性问题上，各自取很不相同态度，结果各自具备自己鲜明特点。这问题即是： 万物从何而来？西方设想了一种“东西”并给它取名。中国既不设想“东西”也不给 取名，只说“道”，研究它的表现和作为。亚里士多德“形式”、基督教“上帝”、 黑格尔“精神”都是西方给这个“东西”取的名。取名本身是假设，尤其“上帝”。 它是宇宙本体，先验而无需证明；具有人形象、却有人类无以伦比万能和智慧；还有 慈善精神和健壮体魄，说出的话皆为善言。由于这样的区别上帝与人类相割裂。如尼 采的批判：“整个目的论建立在过去四千年这个“人”的说话上。它作为永恒的 “人”，世界一切都从这个“人”所开始的时间，面向着“他”和“他”所建立起的 自然关系。” 中国古代先哲不是挖空心思假设一个“东西”，为它寻找名分，而描述它的如何， 即“道”与“神”。虽然《道德经》为道家经典，“道”也是儒家世界观。 两种态度意义区别在哪儿？不假设超绝本体，即不追究确定性、本质性、绝对性 和决定性。有神还是无神，儒家无神倾向偏重，但不置绝对可否，其实是不设禁区， 未来知识向哪方面发展都有开放空间。这是一个建立封闭还是开放思维体系的区别。 西方假设其实不假，更是设定。而且先验而无须证明，这就封闭了。封闭为不留 探索余地。体系之外皆为禁区。这是为什么西方思想传统总体上与宗教信仰分不开。 科学目的则证明上帝存在。这一传统到启蒙后还很严重。科学为概念思维工具，在这 个框架中建立语言体系、进行假设、取证、发现“绝对普遍真理”。相比之下，能给 后人留下充分探索余地的，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道”不是神秘主义，而是奇妙之 意。“道”不是西方那种本体，由于不是，也不会有普遍绝对真理。它其实是万物互 系的通变方法。人需根据具体情况、特定时间、地点、情势探求事物内在联系。“道” 解决问题方式，因为不设本体，不仅不排斥，反而包括具体、特定问题所必要方法， 如假设、取证、去伪存真、找到事物内在联系。格物致知和辨析考正皆为此种方法。 不过与科学探求的问题不一样。值得注意，西方通过这种方法找的是由本体决定的法 则或规律，儒学这里是事物的内在联系。 2）互系抽象思维 有这样一个流行观点，说儒家没有抽象思维，说中国人是自然主义，直观 (intuition)，不用思辨（speculation）。 这种说法其实只流于一种假设，不曾有求 证。它与许多科学命题命运一样，始终未获确实证据。象上帝，即使没有被证实，却 也流传得久，因为信奉人多，而被信以为真。在这里，我们来用逻辑推理，证明它不 成立。 先从抽象思维开始推理。西方有“非矛盾法则”(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即“甲不能同是甲和非甲”[-(P＋-P)]，它典型反映西方式抽象逻辑，被认为是普遍 真理。但它的“普遍真理”性被限定了。其意义只是概念性现实上的、仅指甲质体、 不包括甲与任何非甲的联系。它是不折不扣封闭系统。用儒学思维看，它不能成立， 因为无视真正现实万物的不可分割或非独立，现实“甲”恰恰与“非甲”相依相存瓜 葛不断。一个桌子既是完全木头又非完全木头的。逻辑似乎是成立的。但木中是否含 非木物质呢？而且在儒家眼里，它即使成立，意义又在何处呢？本是无须说的话，什 么也没说的话。如果用光是粒又是波的例子，则可一下把这逻辑推翻。原因是这个逻 辑只在关闭固定的一个特定时间点和空间点上成立。况且还不能同时从时间和空间点 两个角度看。如果说某人既是儿子也是父亲。就是一个开放系统，是从某人两种关系 上看他。“非矛盾法则”只封闭固定在“某人和儿子”上。用儒学看，又是废话了。 封闭固定在一定具体二人之间，当然要么是儿子，要么是父亲，不可能全是。如果说 儒学不具备这样“非矛盾法则”抽象逻辑思维，是说对了。儒学抽象思维远比这种博 大，这种逻辑已不再话下。 儒学是具备抽象思维的。不过是思维问题不同，抽象所含盖广度、深度也不同。 儒家思想将宇宙看为互系就是抽象思维。互系并不是实在、看得见，没有推理看不到。 阴阳、矛盾就是推理概念。儒学中找不到自然科学，找不到西方抽象、逻辑思维，原 因是找错了对象，或者只是想对号入座。可现实中没有这么现成。其实正如张东荪说 的，西方的是特质逻辑（logic of identity），中国的是互系逻辑（logic of correlation）。 郝大维和安乐哲也说，儒家思想秉持物事本体论（ontology of events），不是本质本体论（ontology of substance）；它看到一个内在的宇宙，万 物的概念偶对。 这意味什么？意味儒家不是没有抽象逻辑思维，不是不会思辨，而 是抽象逻辑焦点设于内在；不是外在，不在万物背后，不是探求外在法则或背后的本 体或实质，而是万物内在互系。西方抽象逻辑和思辨是单向的、单层的、直线的、简 单的、直接的，儒学是多向的、多重的、曲折的、复杂的、间接的。这不但不排斥单 向、单层、直线、简单、直接逻辑，而是包括其中。西方科学思维和方法是狭义、单 一范畴逻辑的简单体系，儒学是将其包括在内博大、多重范畴逻辑的复杂体系。 3）兼容归纳法推演法 杨振宁大谈：“易经的精神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没有 发展出推演法”；“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这 种说法正是反映不意识儒家思想博大、多重范畴逻辑复杂体系包括狭义、单一范畴逻 辑简单体系，对简单归纳法和推演法兼容并收。更不会意识到儒学归纳法、推演法是 全息性多重归纳推演。全息性是张东荪、郝大维、安乐哲所说“互系逻辑”和“物事 本体论”。物事必然是全息性，全息性是互系及关于研究对象整体概念信息。在杨振 宁眼里，“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大有问题。而恰恰他感觉大有问题的“理一分殊” 是推演法，是一般到具体。只不过不是他所熟悉科学狭义、简单推演法，而是全息性、 多重推演法。因为太博大他辨认不出。至于他说“中国文化是摆事实，次序没有关 系”，也是没有意识到，儒学推演法不排除简单三段推演法，只是由于是物事逻辑， 需传递全部信息，其特点必须是类比逻辑。只有类比逻辑才有能力成为全部概念信息 载体。中国科学工作者，包括杨本人，研究狭义、单一逻辑科学命题时，不因为具有 中华文化全息、多重逻辑推推演法思维而成为理解西方推演法的智障，而是反而有利 于对它理解。中国科学工作者接触西方科学研究命题共同的体验是，一点也不比西方 人弱智。 实际上，儒学推演法例子很多。举一反三就是。胡适对诺斯罗普中国没有推演法 观点写的反驳论文，曾列举朱熹、王充、顾炎武、钱大晰等许多古代学者的考正、格 物致知，都遵循西方科学假设、取证的类似程序和推演。 任何文化体系都不可能只 有归纳而无推演。不同在于将它们用来研究不同范畴问题。儒学追究宇宙和谐，归纳 出道：万殊贞一；推演出具体之道：理一分殊。需要指出，儒学归纳、推演由于不是 简单系统，也不可能是单向、单层、直线、简单、直接的。不是科学研究归纳法、推 演法可割裂分开，而是互系、统一。这种情况下，你拿着推演论三段法之类西方方法 狭义、简单逻辑到儒学中对号入座，当然找不到。找到了反倒奇怪了。 值得一提，杨振宁到儒家体系对号入座，找不到西方思维和方法，用的就是简单 三段推演：A 、科学用推演法；B 、中国没有推演法；C、所以中国阻碍科学。这是 个不成立推演。这本来是个很好推演典型，只可惜三段都是无效假设。因为A，归纳 法、推演法不能分割。二者之间，不可舍其一而单独成立。虽然杨也提西方科学二者 都用，但却是只用其一（推演）来判定儒学体系。这证明，头脑中二者是分离、单独 存在的。而中西两大体系都不可能。B，中国有推演法。C，所以阻碍之说不成立。 难 怪杨主张近代科学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 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 它合在一起。” 这些话表明，杨先生已是由简单逻辑发展到了轻率。 4）多重逻辑性（多重次序性） 科学思维与儒学比较，一个单一逻辑、单一顺序；一个多重逻辑、多层互系。儒 家秉持互系思维，至少双重、双向，而西方思维只能算取前者割下的一段。儒学思考 是大域境，如将（儒家）科技思维作为焦距中心，单一逻辑、顺序是包括其中的。明 显地，这焦距中心辐射与回收的逻辑是立体、多向、多重、多次序、曲折、复杂、间 接的。倘若将其余略去，只留较为直接、简单、单一性逻辑，也至少会是三个：自然、 社会、和人生，为典型自然与人文统一体系，连“政治”范畴也不在话下。如果就某 一具体研究课题为焦距中心，其域境也极为简单。西方科学思维与方法正是研究命题 意义上的。所以，从域境－焦距看，西方科技思维和方法怎么也不过儒家思想域境中 的一个点。 西方出现系统科学和美国八十年代提出复杂系统，正是反映科学界对传统狭义、 单一系统研究不足的觉悟；单一性科学明显对人类面临的未来问题无能为力。美国新 泽西州立大学斯图尔特.考夫曼说：“通过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用还原论方法 开辟的，为一堆不同程度被理想化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多少背离了真实的世界，局 限于找到一个解答，这就导致科学的越分越细碎。而真实世界却要求我们采用更加整 体的方法。”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盖尔曼（Munay Gell-Mann）则说，必须确立一个 “确实宏伟的任务，就是实现正在兴起的包括多学科的科学一体化。” 这里不是在设立儒家思想和科技关系另外一种类似简单逻辑，目的不是将二者之 间制造一种对立，排斥西方科学。而恰恰相反，是仅仅想说明，儒家思想阻碍科技发 展的逻辑错误。同时提出，儒家较之西方有的博大、开放性独特哲学思维，有实现中 国科技发达的极大可能性。可能性指强弱、机会多少和潜在力大小。然而中国是否真 正在某一历史时期实现科技发展和创新，则于中国是否创造出这样社会条件有更直接 逻辑关系。 中西都有抽象思维，只不过思考问题不一。中国的多重逻辑和西方的单一逻辑， 是两大思想体系各自结构差异及对不同命题思考造成的。范畴小、单一的问题使用单 一逻辑；范畴博大，牵涉多范畴，就必然采用多重逻辑。中西方思想体系各有自己校 对焦距的命题，也各有自己不假思索的问题。儒家思想思考具多重性，由于历史文化 种种原因，对西方许多流行问题不曾涉及，但这决不等于对那些问题的思考逻辑具有 排斥性。 5）互系性语言准确性 汉语语言阻碍科学思维说法也很流行。杨振宁讲《易经》的阻碍时，把汉语成为 单音语言原因归咎于《易经》。 鲍迪认为文言有阻碍。文言模糊性对准确交流有阻碍作用。鲍迪对这一观点取证 表现对汉语不很精通，是从英语角度看到汉语差别就将它作为汉语模糊性证据。鲍迪 援引卡尔格林（Karlgren）说，汉语模糊在于“词的意思表达不折射：词没有派生； 组成新词无共同词根基础，词没有不同形态，或说没有不同词汇分类语法差别”。他 取证是：《论语》和《孟子》中第一人称代词主格和所属格是“吾”，与格和宾格是 “我”。第二人称代词主格和所属格是“汝”， 与格和宾格是“尔”。一些动词无 明显时态。少数名词、动词，形容词、动词之间区别不明显。 还有句法结构和语法： 根据不同情况一个词的语法作用至少都有二至多种。一个词能作名词、动词、形容词、 副词等等。比如《孟子》有“孟子见梁惠王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 乎”。“远”一般是状态语。现在却是及物动词。这种动词变化在形态上根本看不出 来，不象英语，“黑”是“black”，动词则是“blacken”。汉语这种变化取决词序， 非常灵活，不如英语有规则可循。 此外鲍迪认为汉语模糊性还包括：1）缺乏语意折 射使一句话或一说法可能有两个以上解释；2）词的用法没有规则，全凭执笔人随意 发挥；3）为省事谓语常用“之”代替，闹不清“之”代表谁；5）没有英语系词“to be”，而用“也”，如“甲，乙也”。而“也”常被省去，让人不懂。 许多学习汉语尤其文言的外国人看到两种语言不少的差别，十分困惑，很值得同 情。但差别并不等于模糊。外国人的困惑和差别，对于汉语为母语人来说，不是模糊， 而是增加历史背景及语言知识问题。将差别作为对科学思维阻碍的根据就大谬不然 了。鲍迪说：“中国书写语言对中国人科学思维从各方面说都是阻碍而不是帮助。我 甚至相信，这种语言阻碍早在周代（即古代哲学思辨阶段）就明显了。必须强调，我 只是讲文言作为学术和科学的语言载体。” 对杨振宁和鲍迪这些说法（还有更多），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展开讨论。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还有外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看法。美国西密执安大学艺术 科学院教授提摩斯.莱特强调： 一个最不象话说法就是：由于他们（中国人）语言是不同结构，它们就必然跟西 方人思想不一样。我所听到这种说法的最愚蠢版本是：中国人从事不了科学，因为他 们用的不是‘科学性’ 语言。（一切语言都有不一贯、不规则之处，无从知道“科学 性”一词用到语言上指的是什么。）…… 单个汉字是单音，这成了“汉语为单音语 言”流行说法来源。可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汉语词汇都为多音。书写出来是呈汉字簇 的。多数现代汉语词都是双音（双字）。比如，“明”谓“清楚、亮”；“白”意为 “白色、空白”。二字在一起是“明白”，意思是“懂得、清楚”。只有“明白”表 达“懂得”[“明”和“白”单个用都不是“懂得”意思。]“明”不可单独用， “白”可单独用但是具别种意思。 提摩斯.莱特曾强烈批评中国语言文化不如西方的各种流行说法，他指出： 汉语决定中国人思维的种种毫无根据论点包括：中国人分辨不了“一”和“许 多”，是因为汉语名词没有单、复数之分；中国人不懂有限和无限，是因为他们的语 言没有冠词；中国人不太懂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分别，是因为他们动词虽表达变化和 完成，但不直接表达时间观念；中国人不懂“反事实表述”和“虚拟表述”（比如： “要是我是你，我就……”与“要是我去，我就……”的“非事实表述”差别），是 因为他们语言没有任何将此两种情况相区别的正式形式。假如这些说法哪怕有任何一 种是真实的，中华民族能够延续三、四千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真是那样，他们会总 在错误地点、作错误事情，会对他们是否在某一地点完全不意识。…… 诸如此类误 解，多数自然而然产生在非中国人方面想分析一下中国人，可又对中国缺乏了解。有 些也来自说汉语人们方面，他们又对西方语言缺乏了解。 提摩斯.莱特说的，正是这篇文章说的在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和科学发展之间 附会简单逻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象他指出，这种现象发生外国人身上，也发生 中国人身上。关于汉语没有系词“to be”问题，郝大威、安乐哲认为，系词“to be” 起源于巴门尼德等希腊哲学家，他们混合（conflate)“存在”（being）的存在 (existence) 和联系（copulation) 两种意义。混合包含对“混沌”（Chaos) (作为 “非存在－nonbeing”) 一种倾向负面的看法。西语用系词，其实反映唯质体论 （essentialism）， 反映我们上面提到求确定、求背后、求决定性的思维。中文无此 类系动词，正是儒家思维没有万物[“存在”beings]背后有大写字母“存在” （Being）统领它们的思维。儒家世界观看万物为自然存在（beings）的事（events）。 他们为讨论这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视角。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持简单逻辑人们 对这视角不是忽略就是采取视而不见。 不管忽略还是视而不见，这视角都开通一条通向认识西方语言单义准确性和汉语 互系准确性的思路。得到启示是，中西两大思想乃至语言体系结构差别，不是谁优谁 略、谁先进谁落后的根据，而是不同文明路向。安乐哲说，西方依赖单一意义概念性 语言。“概念”历史（柏拉图）给人“质体”（“essence” 或 “substance”）观 念。 西语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引导人们将世界按特定文化方式进 行分割。在这“深层结构”影响下，将主体与行为、属性与形态、空间和时间、怎么 样和什么分隔开。而中国（儒家）宇宙观的时间、空间、万物之间开放互流，它的范 畴观把三者看为无边界、互通的。 根据安乐哲说的，讲西语依靠单义准确性，汉语依靠互系准确性，正是莱特举的 “明白”例子。也是杨振宁所谓“汉文中的词”“常常建构于数个单音的字”；也是 他举的“风气、风云、风流、风景、风光、风雨、风速”的例子。不同的，杨以为这 构成科学思维阻碍；而莱特说这是“毫无根据”“最不象话”的说法（the most troublesome myth）。我倾向认为，儒家的物事互系、多重逻辑（多重次序）也构成 语言互系、多重逻辑、多次序、类比特点。汉语的功能正是载体传递全部信息所必须 的。所以与西语本质概念性和单义性导致单息性，汉语为过程、全息语言。西方靠概 念、单义、单息语言派生科学术语，儒学则是靠类比、互系、全息发展科学术语。这 又是汉语的博大性；西方概念性、单义性、单息性不仅不受排斥，且实是类比、互系、 全息某一点的呈现。西方人用惯自己语言，对汉语体验为模糊性，这不是汉语本身问 题，而是主体认识原因。“模糊性”，其实正是融合性、全息性，一种不同于西语的 准确性。 类比和全息性汉语是否能达到准确？汉语里好的文学，成功作品可以说明。与西 方一样，成功文学作品重要元素之一为语言技巧。技巧所要达到重要效果之一就是准 确，即准确将人物内心、故事场景、情节展开，维妙维肖、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使 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使作者、读者、故事人物合而为一。中国古代和现代经典文学 无一不是以此为标准，而这种准确性实现，正是中国文字巧妙的变换组合。在这意义 上，该说文学艺术追求是准确性追求。用语言技术实现微观、细腻的准确。这里，准 确性不存在于概念性、单义性、单息性之中，而存在于互系性、全息性之中，且互系、 全息性又在于类比性。文学艺术是最为复杂性中的准确性追求。我还可以举一个生活 语言例子。一次教朋友学开车。她对到达有停车线路口的停车技术掌握不好。我告诉 她要慢慢地停下来。她努力照做，还是不够理想。她有些不耐烦，问：我不是慢慢地 了吗？还要怎么“慢慢地”？我说我换个词儿吧，要“徐徐地”停下来。她说：啊， 我懂了，这个词准确多了。为什么“徐徐”比“慢慢”准确呢？因为“慢慢”不如 “徐徐”有更具体类比性、全息性。“徐徐”在头脑呼唤出的多种形象比“慢慢”更 具体，也就更准确。“慢慢”与“徐徐”都是类比，可“慢慢”比“徐徐”要概念化 一些，意义反而宽范；“徐徐”较之“慢慢”，就成了类比性实现准确性的例子。 汉语全息性是否能通过讲汉语与讲英语时大脑活动状态和程度比较来印证呢？ 人们可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把一则对有关科学研究报道的段落抄录如下，供参考。 说汉语比说英语动用更多脑力 伦敦路透社2003年6月30日东部时间上午10点36分： 讲汉语比讲英语需动用更多大脑部位。科学家星期三说，一项研究提供了大脑如 何进行语言程序的新发现。讲英语人理解语言时使用大脑一侧。英国惠康基金会慈善 研究组织科学家发现，不象说英语时情况，解读汉语发音变音，大脑两侧都被动用。 慈善研究组织心理学家索菲.斯考特博士表示，“我们非常惊奇地发现，说不同 语种人们以不同方式使用大脑，对讲话进行解读。一些长期为人们接受的理论被此项 发现推翻。” 对自愿接受研究人员进行大脑扫描，斯考特发现，为解读汉语词汇和四声，大脑 不同部位都被动用了。说英语人听英语时，大脑活动部位为左半侧。可说汉语人左侧 和右侧都动用。而一般这种情况，只在音乐和匀调解读程序时才会有。四声在汉语当 中很重要，因为它能给予同一词汇不同的意思。比如“ma”发音根据四声可以给出 “妈”、“麻”、“马”、“骂”四种意思。 斯考特表示，“我们认为，说汉语人听四声和韵调时，大脑右半侧给出所说词汇 正确意思。” 她还说：“似乎人在幼年所学语言结构，影响人解读所听语言大脑结构如何发展。 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人发现自己学习汉语特别地困难。 该发现将于本周在伦敦英国皇家学会举行的科学展示会上向权威科学家宣布。 西方近代在科技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人类运用科学和技术的手段达到认识世 界，还有遥远路途。迄今西方取得的成就，毕竟是简单系统、单一性研究。充分认识 自然和社会，人类达到的可算是初级阶段。科学任务将是综合复杂系统。探索内容将 从传统“实质性”（essence or substrum）基础“规律”（law）转向“联系性”； 将从直线思考方式转向互系、多重性方式。相应地，概念性单一语言显然是不能适应。 而汉语互系性、多重性、全息性特点会占有很大优势。未来全球走向沟通，势必冲破 语言界限，为汉语提供发挥潜力舞台。人类科学向复杂系统进军，汉语则因具开放性 吸取西语单一语义之便，迅速与西语结合，使自己更具未来科学术语资源潜力，为科 学进军提供契机。有识之人明白，这不是妄语。 6）目的与手段统一 西方科技史显示，科学作为手段从古到今，从服务哲学、宗教到服务个人主义利 益和欲望，目的在变化。目的的变化从反面看，则是手段大于目的。这导致西方产生 科学主义合乎逻辑。而儒学历来视目的为本，强调目的与手段统一。成语“南辕北辙” 将儒家态度表达再清楚不过。中国近代接受科学观，与西方科学主义不是一种含义。 应当是，儒家科学观更将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意义是，科学性是对自然、人类社会 理解的准确性。准确才可能成为世界观。在这种前提下，科学反映不是西方意义的“规 律”。“规律”这一科学术语，对儒家是万物内部联系。也即，儒家眼里，科学不是 单纯手段。中国知识分子近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因为科学在马克思那里是世界 观，讲事物内部联系。马克思创立作为后启蒙时代一支西方的思想体系，否定上帝， 这与启蒙运动一脉相承。这就与儒学在根本点有了一契合点。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字典 科学定义 “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的来历。 儒学视“天、地、人”和谐为根本目的（也即杨振宁所批评“天人合一”），所 以对研究自然科学持欢迎态度，是将自然科学看为服务人类福旨手段。作为手段，儒 学鼓励“以民为本”科学。特别社会科学方面，更以“民为本”为宗旨。否则儒家反 对以民为对象（如何对付人民）的科学。儒学决不会首先或提倡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反对发动战争的攻击性武器科学。近代主流的科学作为个人主义利益和欲望手段 方向，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儒家反对以科技作手段，加剧自然与人类、人类与人类 内部紧张关系。一句话，儒家崇尚和促进这两种关系和谐的科技，不是相反。 杨先生以为中国有一传统观念，把技术当作“奇技淫巧”。这种印象非他一个人 才有，而是一股潮流。一九九零年一部由八十多学者编辑出版十六开本、小号字、一 千三百多页工具书《中国思想宝库》，在“论经济科技”卷部引言中说道：“细心的 读者从遴选的科技思想中不难发现”，除“天文和数学知识”，“对于其他科学技术 的进步则较少关注。甚至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而盲目地加以排斥”。 “奇技淫巧” 一词何来？除例如康有为作为批评传统用语之外，未见哪位儒家有过这等言论。其实 依照儒家思想一贯态度，即使有这等言语，也是针对强调技巧到了不适当程度。 而 “奇技淫巧”决不能说是儒家的科技态度。 六、中国古代辉煌科技的原因 近代西方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很多。假如从儒家似乎缺少某种西方 思想原因看，首数该是儒家科技观及手段目的观与西方相去甚远。恐怕中国取得古代 辉煌科技原因也与这差别极为相关。这里不能逐项历数古代科学技术，究其具体、达 到判断。但已经将其历数一遍李约瑟得到的印象应当是权威。这其实是所谓“李约瑟 难题”之二，但却是被当今执着讨论这一难题人们，出于某种原因避而不谈的问题。 它是李约瑟提出人们热衷的那个难题之后，多年后在更多新发现基础上，又提出第二 问题。他说： 许多年后，我又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意识到在那第一问题背后还有第二问题隐藏， 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文明发现自然界知识比欧洲人有效率得多，而且是科技革命之前， 已为人类福旨运用自然知识了十四个多世纪？ 不象许多学者在儒学或语言里去找近代科学没有发生的原因，李约瑟却努力强调 说： 如果对传统中国和传统西方之间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极大差异不意识，恐怕想 把问题搞清是不可能的。尽管学者有许多不同解释，而我只对一条大原则解释感到十 分舒服，那就是：两千多年过程中，中国不存在西方贵族军事意义的封建主义……。 不管所有其他对中国是什么描述术语，它肯定与西方理解[封建主义]是不同的东 西。……有时我倾向认为，甚至秦始皇时的公元前三世纪，随着国家的统一，任何直 观意义的封建主就已消失。 李约瑟发现《盐铁论》等古代文字记载，说明科技发展恰是与中央集权体制分不 开。《盐铁论》为公元前81年著，明确提出：天子必须虑及广大地区需要水利工程。 这远非[西方]封建主作为个人思考之事。 下面列出李约瑟一些回答“为什么中国取得古代辉煌科技和为什么近代没有科 技革命”两个问题的有关观点。迄今，恐怕还未有人提出更有力理由致使应修改他的 观点。 1、“我相信，我们会发现，中央集权社会秩序体制，对早期实用科学发展提供 了有利条件……非常可能，发明动力来源于中央集权体制的非常合理意图；这个体制 需具有能力，预测这种事情[如地震]的发生。”(李约瑟：第25页) 2、“中世纪中国社会已有能力进行这种庞大工程[如水利]和比当时任何一个社 会都组织得好得多的科学现场工作。” (李约瑟：第25页) 3、“我们需要记得，中国所有阶段天文学的发展，都不是有观星癖好的个人行 为，而是政府项目。天文学家，一般也不是个人业余爱好者，而是中央行政体制管辖 天文馆的官员。天文馆就座落在宫城之内。” (李约瑟：第25页) 4、“朱熹在自己家中也设立了浑天仪，而且千方百计重建当时宋朝水力钟，尽 管没有成功。” (李约瑟：第26页) 5、“‘格物致知’为《大学》至理名言。据说《大学》为公元前260年孟子学 生乐正克所著，成为经典。我们知道，它自古到今为自然主义哲学家与科学思想家格 言。” (李约瑟：第120页) 6、“没有哪种文明古代经典象中国那样对古代发明家和技术革新家倍受重视， 将其载入历史、给予尊重。也恐怕没有哪个文化象中国那样，近代对他们奉为神明的 态度仍然那么虔诚。这些记载，可称‘科技历史百科’或‘发明家与科学发现经典’， 与文史在类别上截然不同。”(李约瑟：第109页) 7、“对传统发明家如此爱戴挚深，他们的名字都被包括在一部最艰涩难懂的中 国自然哲学《易经》之中。” (李约瑟：第109页) 8、“芝瑟尔说：‘科学无论理论还是功利上说，都是非个人目的的合作工程产 物。所谓合作，即所有科学家，不管古代、现在还是未来的，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李约瑟：第118页) 9、“西方普遍流行一种说法，以为传统中国文化停滞不前，在这里都呈现为典 型西方主义偏见。公平地说，应该是系统内部平衡与控制。” (李约瑟：第118页) 10、“中国社会自我调节以达稳定。科学与社会进步思想以及时间观念的真实变 化一直存在。所以，无论保守思想多么固执，都象当今情况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时 间证明，都不构成发展现代自然科技的思想障碍。” (李约瑟：第122页) 11、“鲍迪说，中国伟大历史传统仁义为其理念，为人类历史宗旨。它所作的， 就是保留记载人世事物之中这种精神的体现。这话不假。” (李约瑟：第129页) 12、“‘天道’之中存在的道家原始主义融合着革命的理念：激进启示性的大同 社会和天下太平是人类可以而且已经为之而奋斗过的理想。” (李约瑟：第129页) 13、“在欧洲对中国了解尚处蒙昧阶段，对中国文化还是不要轻下结论为好。” (李约瑟：第130－131页) 14、“如果说中国文明未能自然发展出西方欧洲式近代自然科学，尽管在前文艺 复兴阶段十五个世纪她持续地远远领先，这与中国时间思维没有关系。其他意识形态 因素还有待研究。不过，地理、社会、经济的实在条件和结构会浮在上头，作为获得 解释的主要方面。” (李约瑟：第130－31页) 这些李约瑟通过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之后得到的印象，至少在以下方面提供了 有价值的参考： A、儒家并非现在人们想象的那样，对科技是鄙视态度，将其视为奇技淫巧； B、古代科技发展原因与中央集权体制有关（或曰并非封建独裁阻碍科技）； C、历史显示：儒家思想并非成为科技发展阻碍； D、传统意识形态并非为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负面原因；以及 E、地理、社会、经济条件和结构这些实在因素可能是解释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 在这里，我提一下在美国教书的经历，可能对这一点有所印证，有些参考。我在 大学讲授过《中美外交文化比较》课，给同学放映了《中国古代科技》及郑和下西洋 影视资料。我班上都是白人同学。他们观后反应用“惊叹不已”形容一点不过分。讨 论中，他们讲的主要印象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反映其主要目的是社会需要，与天人 合一世界观有联系；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实力远比西方强大，但没产生西方“发现新大 陆”结果，这反映儒家思想追求和谐理想有关。这些之上我想补充，中国儒家思想传 统不存在类似启蒙运动后西方个人利益和欲望为社会终极目的，导致近代以追求资本 利润为促动。此外，近代社会长期动荡、分裂战乱、政治不统一、人民遭涂炭、流离 失所，这些也应当是影响中国没有发生西方那样科技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哪怕近代 中国真的也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会如萧汉明教授指出：“如果中国有自己的近代科技 之路，那么它决不会出现与西方完全雷同的发展向度。” 七、西方科学实践社会性 中国为什么没出现西方式“近现代”？问题反过来是，为什么西方出现了个“近 现代”？其中的神秘原因是什么？ 西方近现代科技强，中国古代科技强。其实已经对所谓“思维（或语言）方式与 科技的关系”这一命题否定，包括儒家思想与科技的直接、简单关系。就是说，其神 秘原因不在思维（语言）。是“近现代”使西方一下子赶上、超过了中国，是“近现 代”让中国一下子被甩到后面。“近现代”对中国、西方都是个神秘概念。其原因似 乎都在“近现代”中，令人玩味。“近现代”究竟是怎么回事？追究“近现代”，文 艺复兴、启蒙运动标志西方资本阶级崛起和资本生产的建立、发展，就成了不争的事 实。马克思这方面的分析作出了最杰出贡献。 “近现代”都把什么东西现代化了？思想传统方面对上帝否定可以说是个特殊 变化。其奇特就在于，结束了宗教信仰基本特点的西方主流思想传统。说西方终于在 这方面赶上儒家思想，应当不过分。儒家两千多年前就不迷信。西方到近代才做到。 不过西方对上帝否定还不彻底。所作只是让上帝挪挪位置，从目的地位转到手段地位。 现在个人利益和欲望被摆到原来上帝的地位。这种变化最清楚不过反映在尼采“超 人”理论和洛克“个人无限积累财富”理论。尼采说上帝死了，再不让它为穷人和弱 者说话。强者压迫弱者才是天经地义。洛克则提出上帝给予“个人无限积累财富”权 利。所以，要还是不要上帝，都看它是否为“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绝对地位说话。除 了上帝有些变化，原来宗教信仰基本特点整套西方思想体系，其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如 宇宙为分散个体）基本因素没有变。西方道德传统始终与上帝在一起。上帝降到了次 要地位，道德传统衰落也在逻辑之中。道德衰落又为毫无顾忌研制实现“个人利益和 欲望”手段（包括科技）都统统大开各种绿灯，让它在“自由”旗帜下得到放纵、发 展。这就是西方科技在近代获得空前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 不少人感觉遗憾，幻想中国也该有个跟西方一样的什么文艺复兴和启蒙。这是不 可能的。原因是自古中国（儒家思想）没有让宗教迷信基本特点思想占统治地位（个 别现象虽存在，但总体不是），也就不存在文艺复兴和启蒙问题。只能说，西方两千 年前非理性思想传统，到近现代才克服，才到达儒家两千年以前的认识。儒学内部虽 随时代变化充满争论，但其根本精神一直保持不变。 西方宗教迷信问题似乎赶上来 了，但被引导到以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为终结的目的，又使思维返回“超越”模 式。西方近现代除“工具理性”发达，思想传统并无真正进步。难怪丹尼奥.海德里 克在《帝国的工具：十九世纪的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一书中写道：“欧洲文明真正 胜利是在疫苗和凝固汽油、轮船和飞机、电和无线电、塑料和印刷，一句话，它成功 是在技术，而不在思想意识。” 学者对“原始野蛮和近代野蛮”“西方文明衰落” 的种种置疑，都反映西方实际思想停滞不前的现实。 按这样“近现代”内部逻辑看，“现代化”了的，仅仅是手段。手段发展，一个 是直接服务个人利益的资本利润增值，另一是个人权力欲望（马基亚维利政治理论划 时代意义所在）。二者互为间接逻辑、复杂交叉。正是由于此，科技进步、资本膨胀、 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密不可分关系也就成了西方“近现代”主要历史内容和科学 实践社会性基本特点。如果一桩桩一件件仔细研究科学和技术发展，虽然不一定每一 项都清楚体现与资本利润增值和政治权力欲望有简单、直接联系。但如果将科技发展 及用途放到整个历史社会文化大域境中考察，不难发现科技在现代获得发展的神秘原 因。 取十九世纪为缩影，海德里克有个精辟概括：“在许许多多十九世纪重大事件中， 两件给整个世界带来震动后果的，一个是工业技术进步和强大，另一是欧洲对非洲及 大部亚洲占领和剥削。”海德里克申明，他作的是要找出这两件大事的联系。他分析 例子之一，就是英国炮舰发明，完全是为打开中国大门为目的的。炮舰不仅是工具， 而且是西方强大象征。这是个典型科技进步与帝国主义野心相互促进的例子。科技与 追求商业利润、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直接关系，固然不尽然如此，但说 科学技术作为手段服务这些目的，与之伴随且互相促动发展起来、是不错的。根据海 德里克研究，技术进步不仅给帝国主义扩张提供可能，而且是它的刺激作用。欧洲人 利用技术进步渗透和征服殖民地。帝国主义每一阶段都包括某些主要科技。东印度公 司发明炮舰保证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胜利；奎宁药品使欧洲人能在热带非洲待下去； 枪炮进步使欧洲人与非洲人战斗中占绝对优势。以后交通、通讯进步（包括轮船航线、 水下电报电缆及殖民地修建铁路）成为对殖民地剥夺的保障。 近代科技发展特点是以个人利益和欲望确定为最终目的而开始的经济政治社会 实践。科技运用于资本生产（被称为“工业革命”，但目的是减少劳力和生产成本的 机器化），运用于国外争夺原料和市场，运用于为此目的的领土扩张，运用于在世界 称霸。如果说，十九世纪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统治者在立法机构辩论热点是殖 民地的需求和帝国主义成本，那么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则是重大技术项目，如电脑、 喷气式飞机、卫星和新式武器，是只有政府才能够担负且是十分积极作的。这是科学 技术不可避免地政治化的反映。 塞默? 梅尔曼一九七零年就指出，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科技大国，已经发展出一个 “八角大楼资本主义”模式。即：“在国防名义下，不需通过任何辩论，美国政府系 统已推行一种新作法。在联邦政府内已建立起一工业管理体系。在国防部掌管下，其 目的为掌握全国最大工业体系网络。…… 这个国家管理体系将最高经济、政治和军 事决策权独揽一身。” 后现代科技关系则清楚地反映在美国的庞大“军事工业复杂 体系”上。它从事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发明，既服务政治也从事军火生意，既包括政府 也包括商业家、科学家、知识分子。 “近现代”科技发展展现的是一幅让人类惶恐不安的图画。它是取得了空前成 果，可又是带着与现代资本结合，为人类毁灭埋下定时炸弹。它已失去客观性，越来 越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它被用来对自然进行剥夺，进行和准备战争，已研制生产出足 以可以将地球数次毁灭的力量。 科学是否研究客观真理学问？马克思一百四十多年前指出：“这个理论那个理 论，谁是真理？已不是问题。而问题在于它是否对资本有用。 他还指出近代科技的 困境：“一方面产生以往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而另 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 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还指出：“整个技术科学现代化之所以产生是一个过程结果。这个过程 ‘原则’是为生产的生产（in and of itself），丝毫没有将人因素考虑在内。” 不 管人们是否意识，科学与技术都是作为服务于扩大资本利润，具体目的都是降低商品 价格，缩短那一部分劳动时间。它们是资本利润生产的副产品。正是这个原因，机器 化生产目的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为了成功地进行市场竞争。如果劳动力更便宜，机器 或新技术不会带来利润增加，也不会付诸使用。在机器面前，工人不过是带意识器官， 必须与没有意识的自动化器官协调，与其一起受制于中央驱动力量。 科学驱动无生 命躯体，它本身的结构，是为一定目的的动作。另外，包含于机器中的知识显示是生 产者的额外力量。知识积累，社会技术积累全被吸收到资本中。这样，不仅不再是工 人活动决定和管理工具运转，而是相反；另一方面，个人能力、力量和智慧整体都作 为机器财产。在与资本结合中尽管科技获得发展，人生命本身只是生活手段。可以说 科技已经脱离生活。脱离其原来应有的目的。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手稿中尖锐批评： “让生活有一基础，而科学有另一基础，这是先验主义谎言。” 与资本结合，科技被用来向自然剥夺的程度越来越成为人们恐慌的原因。一些西 方学者认为象爱因斯坦、福米、泰勒以及其他物理学家科技精英的“控制自然为科学 家的交易股票”声明对国家政策有巨大影响。 战争政策成为科学研究工作主要特点和潮流。资本生产将科技降低为生产手段。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用是将人类降为成批灭绝的任务。近现代科技，其中巨大部分耗 费在直接破坏项目，用在进行战争和准备战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在要不要 使用问题上，最后征求了科学家咨询。这可以作为科学中立性向服务于政治概念转变 的标志。 国家科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一刻不停地进行新式战争灭绝性武器研制。这 种武器的性质已经不是仅仅针对外国军队，而是针对整个其他国家的平民。合成化学、 航空、细菌学方面的研究本应服务于人类，但它们取得的最大成果在于整体性毁灭的 目的，使得历史上任何毫无人性的野蛮都望尘莫及。 丘吉尔曾有这样关于现代战争的话：“进入二十世纪，战争才开始进入其潜力可 能毁灭整个人类境地。人类组织进入庞大国家和帝国，民族崛起达到完全集体意识， 这可以使屠杀事业纳入计划，一意孤行地，不可想象地在一定范围内施行。所有个人 高尚品德都被集中一起，用来加强大规模杀伤能力。科学打开她宝库和她对人们急迫 需求秘密，并将这些机构和工具交给这些具有决定命运人物的手里……” 。 “近现代”科技，除了与资本结合，没有什么了。中国所以没有出现西方式现代 科技，除了没有与资本结合，也没有什么了。正象海德里克提示：如果帝国主义野心 要是很小，就象中国郑和十五世纪三十年代下西洋那样，帝国主义冒险活动就不会有 了。 应当说，西方所以发展出近现代科技，逻辑并不难找。但是这些年人们为什么 糊涂起来了？这不能不考虑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有关。第三世界主流由追求民族解 放到追求发展和现代化，似乎走了一个回头路。似乎这是两个根本不相联系甚至相反 的逻辑。追求“现代化”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看不到所谓现代性包含“科技发展” 和“思想停滞不前”两个方面。其负面是一头科技与资本结合而成，给整个人类带来 威胁的神奇怪物。 西方现代科技道路我们儒家羡慕吗？近代没走这条路感到遗憾吗？过去没有机 会，现在是否要走这条路呢？其实，效仿西方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还在其次。首先 它意味儒家要丢掉自己整个思想体系，将世界和谐目标放弃，置一切道德于不顾，改 变宇宙观，改变思维方式，由一个注重社会责任人生哲学转变成人人以自己为最终目 的哲学。能办得到吗？办到了则我们已经不是儒家。何况说，只有头号无知之人才会 认为可以办到。这句话立此为证。 八、结论：“中体西用”的儒家态度 综上所述，科学作为概念思考工具，是手段。启蒙运动之后，科学、理性、计划 都成为服务个人目的的手段，导致科学由理性变为非理性，与道德割裂乃至背道而驰。 儒家没有科学概念，但有概念思考。儒家不脱离目的崇尚手段，主张目的与手段统一。 学理上，“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相隔多重范畴，之间不存简单、直线逻辑。儒 家思想不产生现代科技”说法作为逻辑不可成立。西方所谓现代性，是以启蒙运动为 转折点的思想传统转变。科学不再是寻求知识，而是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的工具。科 学思维其实是狭义、单一的。科学一般方法包括归纳法、推演法。一切科学都假设， 是发现真理过程，而本身不是真理，所发现知识也不是真理。科学思维特点包括：手 段性、假设性、绝对真理性、分割性、二元性。儒学包含科学思维，至少在六方面具 有博大与开放性：1）不假设超绝本体；2）互系抽象思维；3）包含归纳法、推演法； 4）多重逻辑性（多重次序性）；5）互系语言准确性；和6）目的与手段统一。中国古 代科技为什么取得辉煌成果，李约瑟认为，发明动力来源是中央集权体制的非常合理 意图；没有哪种古代文明象中国那样对发明和技术革新尊重。西方“近现代”科技特 殊性，在于它与资本相结合。 儒家思想与科技关系实际是儒家对科技作为手段抱什么态度问题。是这种态度与 中国古代产生辉煌科技成果有关，与没有产生西方式现代科学也有关，与今天我们对 西方现代科技怎么看还有关。这方面，不能不说“中体西用”准确地表达了儒家思想 对西方近代科技的态度。它刚好与西方近代科技包含“科技发展”和“思想停滞不 前”两方面相对而来。我们不能不赞叹这种提法的准确。张之洞著《劝学篇》有外篇 《设学》，一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以持身，西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 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现在看起来，应说很有现实意义。 还有严复，堪称受西方思想影响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第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反对 “中体西用”提法。然而，“在《天演论》中他即批评赫胥黎所谓‘屈己为群为无可 乐’的看法，以为此语‘于理荒矣’。” 他翻译、推崇西方启蒙自由功利主义者约 翰? 弥尔的《群己权界论》，却反对遗世独立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他自己或 许不太明白，他反对的正是“西体” 。不管怎么说，他这种态度，与他“自幼研读 中国的经典，十一岁开始跟随同邑宿儒黄少岩求学，奠定了扎实的旧学底子”分不开。 更有，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讲话提到：“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体’…… 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 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 ‘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 毛 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不能用大儒称呼，但在这一点应该说是继承了儒家传统。 可见儒家传统之深，在毛泽东这里，已经获得了现代化的语言表述。 其实，将“儒家思想”和“科技”用简单逻辑相连，本身是一种话语结构。这个 话语结构将西方产生近代科技所有其他因素都避而不谈。“儒家思想”没有西方意义 科技是明摆着的，不用多加思索的事情。而这里正是产生在对“有”和“没有”之间 差别回应之中。首先具有强烈价值观的东西，被崇尚的东西“现代科技”一旦被确立， 然后问：你有吗？这就象小女孩比花衣服一样，回答“有”自然就有了地位和骄傲； 回答“没有”必然是没有了地位，而有自卑。地位出来了，权力关系就出来了。“没 有”一方必然是要听“有”一方。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儒家思想”和“科技”问 题只有一个答案，就象一道“1＋1＝2”简单算术题。答案只是一个“没有”。任何 人思维只要陷入这个话语结构，都要得出同一个答案。所以首先审视问题本身结构， 看是否存在准确逻辑非常重要。 这种话语结构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到处都能发现。一些学者特别会用西方有而中国 没有各种差别建立这种话语结构。比如艾铁尼? 巴拉兹就说：“最终阻碍资本主义花 蕾在中国开放的东西在我看来似乎是中国在地理上不可分隔和缺少一种建立分裂 ‘民族国家’的机制。” 好了，如果我们陷入这个结构，不去思索地理与资本主义 究竟有多少联系，所得结论必然与这位学者一样。那该如何？为发展资本主义分成许 多国家？其实不少人跟着唱这个结论，有的还提出“邦联制”。资本主义是好是坏还 在其次，问题首先是，分裂了资本主义恐怕就更建立不了了。使用巴拉兹话语结构， 鲍迪扩大了它的单一结论。他说：“要是中国长期保持是一个公元前221年前那种六、 七个国家争雄的局面，不变成一个统一帝国…… 如果这种政治分裂是延续的，相伴 随就会是思想多元化…… 那么，我会大胆认为，那种情况之下学术环境将会比中华 帝国儒家一统天下局面更有利于科学发展。” 我们不妨用鲍迪这话语结构当作对自 己一个测验，看我们有多少人会陷进去。我知道，不少民运分子是陷在这个结构之中 的。 儒家并非抹煞中西差别。但按儒家思维方式承认差别，意思是两个体系角度比， 而不是将概念从两个体系中抽出来比。比如，从整个体系看儒学讲的都可说是民主、 讲“民为本”，但就没讲那个“三权鼎立”“民主”。看看“三权鼎立”在它本体系 中是怎么回事。形式上“三权鼎立”这个东西，不一定能避免独裁本质。但我们为什 么常常看不到？原因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说，是从我们体 系中去看对方，将对方用我们自己经验理解，而不从整个体系角度比。所以，了解西 方话语结构很关键，但没有必要附会西方语言和结构，跟在它命题后面凑热闹。他们 的体和我们的体，不是一个语言、不是同一结构。我们要用自己语言说话。要创造中 华民族未来自己的科学语言。 科学在西方是手段，在儒学里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尤 其在实现目的上与西方具有根本区别。儒家赞同将科学用于社会范畴，用于以民为本 项目上，因为民为天。如果说与西方接触之前，我们没有发展现代科学目的，如今在 手段上差远了，那么现在有西方作为国际环境，我们就有了目的。因为我们民族要平 等，要昂着头生存，不要人踩在脚下。为这个目的，我们就要发扬长处，迎头赶上。 但不跟别人屁股后面爬。要研究其成果，补我不足，更要着眼创新，全面发展。我们 一定可以做到。要发扬儒家精神，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珍视社会稳定，为 科技在新世纪大发展共同努力，创造积极晴朗的有利社会环境。我们是开放体系，不 排斥别人，我们胸怀里有全人类，面向的是全世界。别人有科学，是好事，积极学， 积极用，用在正道上。而我们有识别能力，对一切正确、有益的，我们的门永远是敞 开的。 （2005年1月31日完稿于檀香山） （作者为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 ——————————————————————————————————— 说说暴力革命 数 学 昨天我已经说了，马克思为什么要想到暴力革命？为什么就不能够非暴力？在马 克思头脑中的暴力是什么意思？是大开杀戒吗？当然不是。因此，暴力革命，是不过 是强行改变政治制度或者政治格局的大行动。因此，就历史学家看，经常以暴力革命 的前后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划分点，例如前苏联和后俄罗斯共和国，前南斯拉夫和 后南斯拉夫，等等。在中国，则是各个朝代的划分点。 那么，为什么非要进行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的大变动呢？永远不变难道不好么？ 这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的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这就导致了生产关系的不断 发展，也就是经济基础不断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步。随之社会的上层建筑也会或 慢或快地进行变革。 因此，只要生产力不断发展，新技术不断出现，就不可能出现，存在一种上层建 筑，或者国家制度，永恒不变的情况。 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不能够和平地变吗？我认为马克思在这个总是上想 了很久，最后认为，的确是无法和平的变的。 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社会上总是分为各个利益阶层的。因此，生产关系 和上层建筑的大变动，不大可能不触动各个利益阶层的利益。在革命的过程中，有的 阶级或者阶层受益，而有的受损。则受损的阶级或者阶层，或者个人，就没有可能不 进行反抗。 而国家制度一有大变更，就意味着游戏规则的改变，这一改变，新制度必然不可 能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必然有漏洞，而且有巨大的漏洞。则每个人在新制度下会努力 争取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黑客行为会层出不穷。而原有的司法体系因为已经 无效，新的司法体系正在建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许多干坏事的人暂时逍遥法外。这 一系列的过程，就已经导致了系统不可能没有暴力冲突。 那么，这本来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这个规律，原本应当象生活常识 一样，向人民宣传的。 那么，即使没有到暴力革命的时候，也向人民宣传吗？是的，也应当向人民宣传。 只有人民在作好了精神准备，了解了社会科学的原理的时候，当暴力革命真的来临时， 就会做出恰当的应对，反而能够减少暴力和流血事件，使得革命能够使广大人民获益。 否则的话，革命将被少数人利用，或者长期处于战乱状态，或者社会要付出更大的代 价才能够逐渐地制止流血。 例如在一次大战之前，列宁已经在布尔什维克党中作好了准备未来暴力革命的宣 传和精神准备，俄罗斯工人阶级是有精神准备的，因此一旦危险来临，就能够及时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 而在同一时期，德国的考茨基宣传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德国工人阶级就没有做好 准备，在危机来临时，仓促革命，导致革命流产，失败，极右翼的希特勒上台。 而在历史上，我认为，印度的甘地这个人，是应当受到很大的批评的。甘地搞暴 力革命完全有条件，当时印度人民已经广泛起来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如果甘地掌握 了毛泽东思想，率领人民象历史上的华盛顿那样，和英国打一场独立战争，并在胜利 之后迅速进行土地改革，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那么印度将迅速取得象美国那样的 发展机会，国父甘地将会象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那样名垂青史。 但是甘地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搞非暴力运动，缺少正确的社会革命理论的支持， 最后英国虽然让步了，但是随后印度多年仍然战乱不断，社会问题频生，付出的代价 甚至要比暴力革命更多。因此，所谓的非暴力革命，就象慢刀子割肉，能够使国家和 社会获得更多的痛苦。 在研究社会规律的时候，规律是怎样就是怎样，不因根据我们的道德来表示“喜 欢”或者拒绝。比如物理学有许多定律就让人不高兴，但是既然是定律我们就得接受 它，接受了它，才能够减少损失。 例如人总是要死的，承认了这个规律，我们反而能够寻找长寿的办法。而硬是不 承认这个规律，去受一些伪科学的骗，硬是要以为有某种灵丹妙药长生不老，结果有 可能更加损寿。 下面我以未来美国的暴力革命将怎样进行，研究或者猜想一下未来美国暴力革命 的进行模式。 首先由于美国经济的崩溃，导致大量公司的破产，政府债台高筑，无力支付工作 人员薪水，且无力兑现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各种费用。因此由于某个特定事情的触发， 引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然后是军队的暴动，宣布对美国进行军管，然后完全脱离美 国原有的政治架构，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 因此，如果有美国共产党，事先要用各种学术著作向人民宣传暴力革命的原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理，美国共产党也可以加入美国的竞选活动，以揭露美国政治 的虚伪性。 此外，不是美国军队招兵难吗？则美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党员进入军队工作，并说 服和策反军队的上层军官，甚至上层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主要人物。 在适当的时候，当大规模游行示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军队倒向人民，进行起义， 并在全国实行军管，取消原有的两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权力架构，在各个机构建立起一 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应当有三分之一是军人，甚至是普通士兵，三分 之一的普通民众，三分之一的旧官吏。 在这个特殊的革命时期武装民众，由革命委员会领导，建立民主武装，在各个街 道巡逻，维持治安。 对付资产阶级呢？并不是统统消灭。凡是对国民经济有好处的产业资产阶级的财 产都予以保留。各个学校，工厂，居民区的人民，都自发地组织起来，组织护厂队护 校队护区队，并在军队的配合下，与军队联合巡逻，打击一些试图混水摸鱼的不法之 徒。工厂的工人要组织生产。要和产业资产阶级联合，实行公私合营制度，主要打击 金融资产阶级，打击投机倒把的行为。 为什么还要保留资产阶级？因为根据原理，社会主义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且阶级，甚至剥削阶级都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斗 争始终存在。既然如此，当然要和“好的”资产阶级长期合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在革命的戒严期，可能逮捕人的事件会更加轻易，但是改善监狱条件，轻易不杀 人，而且逮捕之后由革命委员会成员与之谈话，只要认为对社会并无大害，就教育后 释放。也就是说，抓人容易，但放人也容易，不要按照过去的法律来。有一些过于激 进的革命分子，也可以经过教育之后让其加入革命队伍，担任一定的工作。 但现在的世界，除了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之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世界 都广泛地被伪科学代替，一个非常大的伪科学论断就是梦想通过一种称为民主的制度 来实现上层建筑的长生不老。 一种重要的宣传，就是宣传军队在革命来临时应当中立化，美其名曰军队国家化。 这就使得军队不能够在革命时期产生积极的作用。而实际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 是一切政权的基石。因此，军队必须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打击反人民的政治派 别，而不能够保持所谓中立，军队必须革命化而不是中立化。军队的革命化是一切统 治阶级所害怕的，所以他们才要努力地宣传伪真理。 其实，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巴基斯坦军队，在人民利益受到政客们的严重侵害时， 能够站出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一个好的暴力革命的例子，社会的损失是小的。 虽然穆沙拉夫的当政严重违反了所谓的多党制大选的准则，看上去是个人独裁的形 式，但实践证明，干得不错。美国要去“解放”伊拉克，却也不敢招惹巴基斯坦，说 明了美国人就是胆小鬼，色厉内茬。 还有一个就是缅甸军政府，现在看来也是受到人民支持的。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基本原理。 而西方的广泛的伪科学宣传中，在描述历史时，最喜欢夸大各种各样的暴力故事。 在解放战争的时候甚至有什么被共军捉住剥皮抽筋什么的恐吓，首先给人民建立一个 暴力革命很恐怖的印象，然后向人民兜售所谓非暴力革命的伪科学。当这个伪科学被 人民广泛接受的时候，一旦社会发生危机，人民心里就想着所谓的橙色革命啊，什么 非暴力革命啊，而事实上社会问题不能够得到快刀斩乱麻般的解决，最后流的血一点 不比帝国主义骂的革命要少，人民长期处于痛苦之中，军队还在傻乎乎地保持中立。 但是，对这个事实，帝国主义的宣传家们却努力降低损失的宣传，对于各处暴行三缄 其口了。 当然，相信论坛上的右派们也还是会继续大谈所谓非暴力革命，所谓不流血的政 权交接什么的。因此，伪科学的泛滥，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其实，我是根本反对黄炎培的所谓什么其兴也乎之类的昏话的。如果毛泽东真的 说过什么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就是民主的话，我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这个观点。而 且，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在思想上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概念。 还是这个原理，就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任何上层建筑，任何国家制度， 都不可能永恒，暴力革命是永远避免不了的，如果想要避免，其结果必然是更大的暴 力。 —————————————————————————————————— 均衡之道 ——韩国总统卢武铉对韩国政治和东北亚前景的展望 贝一明 在运用网络潜力以及拒绝情绪性演说方面，作为政治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的媒 体形象是独一无二的。他每周都要在线工作几个小时来提升他的网上政府形象。青 瓦台总统府（相当于美国白宫）的网页上，总统在手提电脑上飞快地敲击的图片成 为其特色。卢武铉撰写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他以林肯为榜样，有着林肯那样 卓绝的政治口才。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分裂为南北两半的国家的领导人，他的内心也 是矛盾重重的。他认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崇高的理想可以改变社会，并以此指导自 己的工作。 而且，非常了不起的是，对于社会评论的负面报道，卢武铉并不在意。许多时 候他都表现出乐意接受批评，有时甚至冒着丢掉职位的危险也要不遗余力地推行他 的政策。2002年12月19日，卢武铉在总统大选中脱颖而出。尔后，他受到了来自 韩国内部顽固派前所未有的抵抗，顽固派认为他的改革会对政府造成直接或潜在的 威胁。卢武铉做了很多努力来实现他缔造一个崭新的韩国的理想。尽管他的大公无 私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但是他却无法打动那些习惯于旧有腐朽政治的商界人物、 官僚和地方政客们。 统治第五代共和国（1980-1988）政坛的恐吓政治和腐败传统并没有在韩国消失。 尽管金泳三总统在位时就开始以法治国，金泳三还是继承了他的前任们传承下来的 政企联合的集团关系政治。金大中总统则做了很多努力来开放韩国社会风气，但也 仅限于运用总统的权威和号召力，并以一种20世纪70、80年代韩国人习惯的方式。 相较之下，卢武铉在身体力行地开展政治改革方面进步了很多，他希望政府官员们 为国家的前途着想，而不是谋取个人利益。这一全新的政治景象对于许多韩国人来 说还是很新鲜的。 2004年，卢武铉遭到保守的大国民党以及一些新千年党（他曾在该党旗帜下获 选）党员的弹劾。这些总的来说都是韩国社会不断分裂的结果。韩国国家政权很久 以来都由许多地方政权把持着，比如东南部的庆尚道政权和南部的全罗道政权。除 此之外，经济、社会和文化也变成了主要的政治因素。卢武铉的获选正好证明了这 一点。韩国出现了两大政治阵营，在国内和国际事务方面分歧严重，各自依赖不同 的媒体获取信息。总的来说，南韩内部严重的意见分歧使得卢武铉本来简单的政务 变得异常复杂。 首先，国内的保守力量以美-韩联盟作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注重经济发展，忽 略社会问题。他们主要以保守派报纸《朝鲜日报》作为了解世界的窗口。该报自卢 武铉当选以来对他进行了多次猛烈抨击。 其次，主要是一些被称为3-8-6的年轻选民。3是指这些人正处于而立之年（尽 管他们中许多正迈向不惑之年）。 8指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进大学的，经历了全 斗焕政府的镇压。作为学生，他们渴望民主政治并愿为之奋斗。这一代人曾参加了 学生抗议活动，把许多大学变成了催泪弹的实验场。6代表他们出生于60年代，成 长于韩国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 这些进步人士都致力于社会和政治事务。爱卢会（Nosamo，一个热心支持卢武 铉的组织）正是由3-8-6这代人组成的。尽管保守派媒体强势预言卢武铉必败无疑， 并让大多数韩国人和美国人深信卢武铉没有机会获胜，但是这个忠心的非正式组织 创新地应用互联网将他推上了总统宝座。拥卢会强烈谴责美国的政策，期望韩国在 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常常是一些跨地区 的忠实的支持者）的观点，他们依靠一些在线新闻网站获取信息，比如依靠韩国网 络媒体Pressian和Oh My News。他们应用互动的即时信息以及电视广播开展社会 和政治活动。他们发送信息如此迅捷，改变了韩国社会。 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游离于政治之外，觉得没有哪个政党可以改变现状并 促进社会发展。在充斥世界杯足球赛（2002年6月）的极浓的乐观主义退去以及卢 武铉当选之后（2002年12月），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对政治反感。 从边缘到中心：卢武铉的崛起 生于二战后的卢武铉是对朝鲜战争只保留儿时模糊记忆的第一位韩国总统，也 是第一位没有通常那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总统。实际上，即使是国内致力于劳工和 社会事务的最激进的人士，也都来自于相当显赫的家庭。 卢武铉1946年出生在金海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尽管家庭拮据，他的父母仍 尽力保证孩子们受教育。在自传中，卢武铉讲述了母亲怎样经常支持他、鼓励他向 前奋进的故事。他说自己之所以能摆脱年轻时在家乡过的悲观生活完全归功于他的 母亲。他像一个传统的儒家学者，把成功归功于母亲教给了他严格的道德标准。他 写道：“我逆风而进”，这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后来他所遭遇的坎坷。 卢武铉1966年毕业于釜山商业高中，那是少数几所向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学 校之一。服了3年兵役后，他与青梅竹马的恋人权良淑喜结连理，并走上工作岗位。 他首先就职于一家鱼网制造公司，但工资微薄，甚至无法维持生活和支付房租。他 决定实现儿时的梦想，努力学习以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仅仅只有高中文凭的他首先 得通过一项资格考试才能参加学习。1975年，第四次考试他终获成功。在博士云集 的政界中，卢武铉是匹黑马。 接着，卢武铉在司法研究和培训机构学习了两年，1977年成为大田的地方法官。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实现了当公务员理想的他还得面对政府工作的残酷现实。因为 20世纪70年代韩国正处于朴正煕总统权力主义政府的统治之下，现实与他的理想 有很大的差距。工作7个月后他就辞职了，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1979年，朴 正煕被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暗杀。随后全斗焕将军攫取了总统之位。全斗焕残酷镇 压光州市民主运动，并试图彻底压制各大学和报纸对其政府的不利评论。相较之下， 朴正煕政府还显得缓和些。1981年，一位律师因政治关系与政府发生摩擦。卢武铉 接手了这一具有争议性的案子。作为无名小卒，又无政治关系，他似乎是能够审慎 处理此案的最佳人选。 卢武铉因为“釜林事件”而被控的学生辩护改变了他的一生。釜林是一个政府 下令解散的学生读书俱乐部。该事件旨在指控学习非法左派理论的学生。当卢武铉 遇到这些深受折磨的年轻人，倾听他们的故事并查看他们身上的伤痕的时候，他想 到自己的儿子会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同这些被折磨至死的孩子们悲痛欲绝的母亲 们的会面使他认识到韩国政治压迫的严重性。这使他开始了政治生涯。 人权是卢武铉关注的首要问题。他满腔热情地以其雄辩的口才为民主辩护，并 支持韩国当代史上最压抑时期的新兴的工人运动。这些加深了他的洞察力。1984年， 他任釜山环境污染研究所所长，对生态环境问题极其关注。1987年，他作为“六月 斗争”运动的领导者，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总统直接选举的修宪运动。当政府向游 行队伍屈服、承诺总统公开选举的时候，卢武铉上升到了显赫的政治位置。 因与造船厂工人李锡圭的善后有关系而被捕，他的人生又一次发生改变。李锡 圭是在一次罢工中被警察扔的催泪罐杀死的。卢武铉作为工方代表就工资和赔偿进 行谈判，他对李锡圭的支持被指控为“第三方的干预”和“扰乱葬礼”。至此，他的 律师生涯画上句号。 1988年，卢武铉决定在釜山东部选区以统一民主党（金泳三政府的反对党）党 员身份竞选国会议员。由于坚实的经济后盾，他战胜了执政党候选人从而进入国会。 他站在劳工委员会的立场上为工人极力辩护，作为政治腐败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一员， 他发起了对全斗焕政府高层官员腐败问题的质疑。尽管其他人不敢得罪现代集团创 始人郑周永或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张世东，但卢武铉的质疑却言辞激烈、直言不讳。 1990年，卢武铉领导了反对执政党试图合并两个反对党为民主自由党的运动。 他公开谴责反对党前领袖金泳三通过与其他政党妥协来获取总统之位的行为，因为 这些政权使韩国经历了压抑的黑暗年代。他呼吁成立一个不会在基本立场上妥协以 换取权力的改革党。民主自由党上台后强制通过了一个忽视民众意愿的通讯法案后， 卢武铉退出国会，重新返回基层组织抗争。尽管坚守原则使他在20世纪90年代一 直处于政治的边缘，却为他赢得了忠诚的支持者。 从1991年到1997年，金大中参加竞选期间，卢武铉一直扮演着反对党之间的 调解者角色。他组织了一些小反对党之间的谈判，旨在形成一个能影响国家政策的 统一团体。这一时期，他参与竞选了许多地方或国家级的职位（分别在1992、1995、 1996、1999和2000年），甚至在新政治国民会议的旗帜下首次尝试参加了总统竞选， 都没有成功。但是这些失败增强了支持者们对他的信任，因为从中显示出他是一个 不会在基本立场上妥协的政治家。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政府的透明度、政府对市民 的责任心、政府管理的人员参与结构以及纠正资源的地区和社会阶级分派不公，等 等，都是政治积极分子和开明的选民关注的话题。而且，卢武铉还以牺牲工作为代 价来揭开当局的内幕。他的举动打动了那些希望揭开日本侵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 军事政府隐秘外衣的民众。 卢武铉于两个时期组织了可以将他推向总统之位的关系网。一是20世纪80年 代他还游离于政界之外的时期，另一时期则是20世纪90年代，他努力拉拢各反对 党以此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成功之路。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团体为他建立了一个成为 政坛要人的法律和知识关系网。著名的宗教领袖和律师们在釜山组成了反对党，在 每一次总统竞选中都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自1984年以来，卢武铉一直积极参与的环 保运动组织也对他忠心耿耿。这一时期他还开始致力于废品回收、能源保护和公共 交通方面的工作。韩国当今的政治文化与众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众多的诗人和 小说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诸如林正男（诗人姜恩乔的丈夫）、小说家金 延汉给了卢武铉至关重要的支持。3-8-6代人虽屡屡受挫，但他们以其不露声色的 热忱将卢武铉最终推向了政治的前台。 1997年，卢武铉为金大中的总统选举努力工作着。金大中以前是一名政治犯， 也是人权的呼吁者。他的胜出部分是由于公众对韩国政府不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保 障人民的基本利益不满。卢武铉巧妙地联合进步人士，调和他们的需求，为金大中 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 金大中登上总统之位，跟随他的是一大群反对党中热情高涨的人们。他们满腔 热忱地希望将韩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卢武铉就是其中一员。他被任命为海事和渔 业部长。首次供职于国家执政机关使得他有机会经历部级管理工作。他引进了其标 志性的无等级执政和平行交流的管理方法，这是他在民主运动工作中形成的。虽然 他同政府抗争了几十年，但他仍像个虔诚的儒者，感到最终也只有政府才能消除社 会的不平等现象。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频繁地接触渔民、企业团体、普通 市民和各级公务员。他也在小范围内实行“知识型管理”的理念。 卢武铉在2002年总统选举中胜出 2002年12月19 日，卢武铉以明显优势当选总统，但这似乎也不无奇迹性。毕 竟，他最有力的支持者郑梦准（现代财阀创始人的儿子）在最后时刻抛弃了他。各 种不同寻常和前所未有的方法却使他的胜出成为可能。 金大中的当选是基于金融改革的平台上的，而这一改革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带来的耻辱和社会动荡引发的。尽管金大中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但许多 韩国人却渴望更全面的革新，特别是当金大中的一连串政治丑闻引起民众对改革实 质性的怀疑之后。尽管金大中寄希望建立一个未来团结统一的国家，但是他仍保留 了由进步派选民与腐败的裙带体制和顽固的政治联盟并存的政治机构。自20世纪 40年代以来（从某个角度来说，自20年代以来），后者就雄踞韩国政坛。白手起家 的卢武铉则树立起了一个反守旧派的形象，而且他在作为执政党候选人工作期间就 已经开始树立这一形象了。 竞选一开始，卢武铉就受到抨击，有人指责他不符合候选人的标准。尽管自1988 年以来，他一直活跃于政界，但他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工作经历却只有他任海事和渔 业部长时的短短7个月。初选中，卢武铉的反对者曾说：“青瓦台总统府不是总统的 培训基地”。他的对手李会昌（守旧派的成员之一）在当选为总理之前就已经身居要 职。 卢武铉在个人网页上发布了一篇关于他任部长时所取得的政绩的文章来回应这 些攻击。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他如何当政以及怎样解决不同团体间的矛盾冲突。 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韩国政府的主张，赋予普通官员权力，同时猛烈抨击那些无所 事事、只按规定时间参加惯常会议却掌握着权柄的官僚们。 尽管卢武铉明显缺乏外交、国防和经济方面的经验，但他却表现出了总统的气 度和决断。他的对手李会昌起先大幅度领先，但一个经济丑闻以及他儿子曾以非法 手段逃避兵役之事被揭露，使得选举趋向激烈，一时不分上下。最终竞选得出了出 人意料的结果。卢武铉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普通人，呈现出一张敢于同权力对 抗的崭新的面孔。最重要的是，他以前在民主和人权运动中赢得的忠实的支持者们 随即为他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他们所做的努力是李会昌的支持者们不能企及的。 年轻的支持者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对李会昌的支持组织的行动快速地做出反应，并 通过互联网发布出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2年6月，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韩国人聚集起来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军事法 庭对两个偶然杀死两个小女孩的装甲兵做出无罪判决。卢武铉希望韩国在国际上扮 演一个新的角色，他的这个希望在这一时期特别具有号召力。悲剧使人们注意到一 个事实：《美军地位协议》使得美国军队可以否认韩国的司法判决，而在日本和德国 情况却并非如此。此外，日韩共同举办世界杯使韩国跨入发达国家的时机成熟，因 为世界杯让韩国与自己的对手和前宗主国平起平坐。这增强了韩国人民的信心。 世界杯的成功举办和依《美军地位协议》处理装甲兵事件提醒了韩国人：虽然 韩国已崛起为一个具有责任心的民主国家和经济强国，但在国际上并不享有相应的 权力。长久以来与美国军事和外交上的不平等关系促使许多韩国人青睐能够让国家 变得更加独立、更有发言权的总统候选人。 尽管这次选举被广泛认为是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较量，但在很大程度上却表 明，是政策差别而非意识形态的差别决定了最终结果。卢武铉坚持正义的热情更多 地是基于他那儒家思想的公平意识。他拒绝接受左派的教条，尽管他同许多左派成 员共事。在关于机构改革的竞选演说中他没有在意识形态方面粉饰一番，也因此避 免了被扫地出局。对于选民来说，李会昌和卢武铉出生的阶级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李会昌来自声名显赫的家庭，而卢武铉则是以林肯为楷模白手起家的。 卢武铉总统：游刃于韩国的政治文化 作为总统，卢武铉寻求树立兼具权威、决心和谦恭精神的形象，但他身上仍散 发着年轻人的活力和顽皮。同时，在工作会议上，他表现出了对下属的极大尊重， 特别是对妇女的尊重。他是第一个为妇女事业而奋斗的政府官员。互联网使得他能 和各级官员直接交流，无需任何中间环节。每晚他都花几个小时和各级政府官员展 开讨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韩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寻求让市民参与政治，让 市民了解他是为普通百姓谋福利的立场。他决定禁止与任何人私下会面，这表现了 他的正直。这也向韩国政坛长久以来形成的影响关系和裙带体制发出了挑战。他表 示如果没有第三方在场，他不会同任何人私下会面，即使是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他鼓励各级官员直接向总统进言，这破坏了已有惯例以及命令层层传达的常规，但 却证明了他的正直。 卢武铉发起开展网上政府工作，以此来提高办事效率，使政府更加民主。他将 自己“政府为人民（简称G4C）”的政策付诸实施，将网络作为同人民交流的通道。 用韩国的网上用语来说，他们这些人被称为“网民（Netizens）”。在韩国各地都有 联网电脑可供使用。目前韩国有3100万人（占总人口的70％）经常上网。这对政 府内部的和社会上的权力等级制度提出了挑战。这也是韩国社会现在既充满乐观主 义又不无矛盾冲突的原因所在。 对于那些习惯于美国政客们花言巧语式的演讲的韩国人来说，卢武铉的演说让 他们惊奇不已。首先，卢武铉在保持低调的同时言辞却充满自信。他语调平缓，演 讲也是从理想联系实际情况的逻辑论断开始。更重要的是，尽管许多政治家认为普 通听众不能理解复杂的思想概念因而在演说中充斥情感诉求，但卢武铉在解释复杂 问题时却从不顾及听众的理解能力。因为他认为没有什么概念或反驳复杂得让听众 不能理解。这也许根源于他是自学成才的。 卢武铉把演讲看成他政策中的重要部分。他撰写的关于政府事宜的文件充满文 学情趣，读起来愉悦身心，常常打动人的灵魂。他的言辞让人想起林肯的演讲。林 肯是位能屈能伸的领导人，把他的呼吁看得比选民的兴趣更重要。卢武铉并不是不 在意那些推崇他的利益集团，对于政府工作他也具有开阔的眼光，并且不对他的反 对者耿耿于怀。 总之，他坚守儒家思想，坚信原则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他曾以“美丽的原则” 为题撰写文章，推崇具有无限美感的政府工作。伟大的世宗国王在朝鲜最昌盛的15 世纪就极力推崇改革和技术革新。以此为榜样，卢武铉也经常会见学者们和专家们， 希望他们就国家事务提出建议。不象许多其他的国家领导人那样，他只花相对极少 的时间来建立同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事实上，尽管他的政策遭到抱怨，但韩国在 他执政期间已明显成为了一个更加开放和成熟的国家。 总的来说，卢武铉在执行其政策时是个温和派，而他政策所体现的独立性使他 与众不同。例如，他决定违背许多忠实的支持者的意愿派兵伊拉克。他之所以这样 做是基于如下考虑：只有紧随美国才能保证韩国的长远利益。尽管他坚守自己美好 的执政理想，却拒绝站在任何意识形态的立场上。他的出身使他在民主运动中的表 现与学生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一定的差异。尽管他深刻意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受 压迫阶级的苦难，但却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阶级理论。他公开地说他并不支持社 会主义，“因为我所学习的司法体制，从宪法到民法，都是建立在一种相对性哲学基 础上的。我从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指明一条可行之路。” 许多受过良好教育人的从一开始就强烈谴责卢武铉，说他教育程度不够高。在 就职以前他从未去过美国，而许多高层官员都去美国进修过。但凭着自己坚强的信 念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他摆脱了劣势。他所面对的选民认为政府高官是反动的社会 力量的代理人，损害着人民的利益。他构想了一个进步的现代化韩国，在这个新的 国度里实行依法治国和贤能政治。他构想未来“人民的胜利”以及经济的繁荣昌盛。 韩国经济的发展将成为与东北亚国家实行经济和技术融合的一部分。这一构想表明 韩国有希望成为一个强国，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卢武铉很重视民主参与，这是从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以及低级公务员和政府的关 系上来说的。尽管他承诺减少社会异化和不平等现象，解决财富集中问题，但这些 似乎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些人对卢武铉政府感到失望就是因 为他的理想和抱负太过高远。目前为止，卢武铉为改善贫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投资 农村的许多提议都未能有效实施。 卢武铉一方面要努力地维持普通民众社会和文化需求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还 要维持在全球经济浪潮中打拼的企业之要求的平衡，以及维护财富和教育资源集中 的首都首尔与像他家乡的农村、渔村的发展的具体需求之间的平衡。简短的说，他 致力于“消解权力”的行动肯定会遭到反对。他试图通过实行部分计划，将许多政 府机构转移到大田，从而从整体上转移首都的权力来消解政府的中心地位。这一政 策与首尔400年来的历史发生冲撞，因为它一直是政治、商业、知识和文化的中心。 卢武铉构想实行“均衡发展”：政府能在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消 除歧视方面扮演更多的角色。这一理想与美国新政承诺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极其相似。他致力于废除扭曲和不公的传统，通过教育增强人民的竞争能力，为妇 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加强社会服务功能来减少社会不公，从而为民众建立 一个安全的保障体系。 卢武铉在竞选宣传中播放了一条令人瞩目的广告，片中他的妻子权良淑正在看 望精神病患者。她走进一栋肮脏的房子，同穿着睡衣的居民亲切地握手。这一广告 打动了革新派选民，卢武铉对不幸的人们的关怀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关注。在他执政 期间，电视转播的听证会都会添加说明文字。残疾人也经常收听全国新闻。媒体也 变得对工人空前地关注起来。 那些深切希望在卢武铉当选以后韩国社会能发生彻底改变的人们则深感失望。 韩国铁路公司在俄国莎哈林岛进行石油项目投资时，卢武铉身边的人曾涉嫌贪污腐 败，这让一些人怀疑以前政府实行的金钱政治是否依然存在。2002年4月韩国同智 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新自由条款让许多为卢武铉辛勤工作的农民和工人积极 分子大失所望。关于同日本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类似的讨论也违背了他的支 持者们的意愿，因为他们希望政府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此外，卢武铉构想把韩国 建成东北亚的商业中心，因此也努力消除外商的投资壁垒。这就得面对他的支持者 中的农民、小业主和积极分子们的抗议。要在全球资本占领的世界里充当调停者的 角色，韩国政府作为人民利益保卫者的角色就得退居其次。像在他之前上台的克林 顿和小泉纯一郎一样，卢武铉也不断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 对于卢武铉来说，要想获得一般既得利益派、特别是官僚的支持，真是困难重 重。这一情形实际上是他在处理一些敏感问题时采取的激进措施造成的，这些敏感 问题比如政府在日本占领时期的卖国行为以及全斗焕和朴正熙政府采取的集权主义 统治的性质问题。例如，1948年4月3日，韩国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暴动分子的起 义，屠杀了2万多济州岛居民。但几十年过去了，没有官员承认这一事实。2003年 10月31日，卢武铉访问了济州岛并发表讲话：“作为国家首脑，我对前政府的错行 向你们诚挚道歉。”这是一位在位总统发表的官方讲话，这也是卢武铉揭开事实真相 的开始。 需要追寻的事实可追溯到那残酷争夺和令人不堪回首的殖民地时期。在任何殖 民地，卖国行为都盛行，特别是那些社会精英的卖国行为。因此，在卢武铉支持下 成立的殖民地时期卖国者调查委员会引起了很多争议。卖国行为事实调查委员会是 由他任命的律师和学者组成的，计划从2005年夏天开始调查，要求尊重事实。卢武 铉承诺消除韩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怀恨报复现象，但这一委员会却让人担心：这样 的调查是否会让某些人为了政治目的而滥用权力。 事实调查不仅限于殖民地时期。最近的调查显示出朴正熙总统可能与1977年韩 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金炯旭被暗杀有牵连。对政府和企业腐败行为无休止的调查象征 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卢武铉在许多方面挑起了精英们的 仇视。同样重要的是，卢武铉同朝鲜恢复友好关系的举动，包括军方高层会谈和给 予经济支助、扩大社会服务功能的议程以及在一系列事务上摆脱布什政府（包括朝 鲜问题和美国在韩国部署军队的性质问题）都招致了反对者的攻击。 2004年，反对党和新千年党弹劾卢武铉，使他的支持者和旧有既得利益集团的 矛盾白热化。政治和经济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他，控告他提出的“政治中立” 原则违反宪法规定，因为他在电视新闻采访中公开呼吁民众支持开放国民党。他发 表不同政见，提议实行无记名全民投票来决定他的去留，这也被指控为不符合宪法。 最后，有人指控他的亲密助手涉嫌贪污，指责他缺乏行政能力。在人们为这些问题 争论不休的时候，他的支持者们在首尔街头开展了大规模的烛光守夜活动。宪法法 庭最终拒绝了弹劾请求，宣布对卢武铉不称职和管理不善的指控证据不足，而他呼 吁支持开放国民党，不构成足以受到弹劾的罪行。 弹劾行动适得其反。这一试图应用极端的法律手段将新任总统赶下台的企图惹 恼了许多韩国人，他们纷纷要求投票表决。2002年4月15日投票后，从前不为人 关注的开放国民党第一次控制了国会。这次选举比之以往表现出了更明显的不同年 代的人之间的分歧。一方面，20多岁和30多岁的年轻人期望建立一个新兴、开放 的不留余孽的韩国。另一方面，那些朝鲜战争的幸存者们则认为卢武铉的政策是在 发动阶级斗争，针对的是那些对建设当代韩国做出过贡献的既得利益集团。 卢武铉构想建设一个处于东北亚中心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国家 卢武铉已推动韩国成为了东北亚的商业中心，他构想这一地区的发展前景应当 同欧盟一样，实现经济和体制的融合。从这一点上来讲，应当理解韩国所扮演的角 色。卢武铉走了一条很好的中间路线。一方面，正视韩国和中国在经济、金融和技 术方面不断加强融合的事实。2003年，韩国同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了它同美国的贸易 额。在教育和文化方面，韩中的联系同样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他希望在政治和 商业方面同美国和其它各国保持很好的联系。很多次，韩国的几个非政府组织、大 学和政府机构都发起了对东北亚合作问题的讨论。卢武铉缓解了自己原来对外资影 响韩国社会的担忧，部分是因为他认识到商业活动能促进他追求的亚洲融合的理想。 2005年3月22日，卢武铉发表了关于韩国未来角色的特别引人注目的讲话， 他说：“韩国将不仅在朝鲜半岛上，而且在整个东北亚扮演调和者的角色。”韩国可 以在维持同美国的军事联盟的同时积极努力解决同中国、日本、俄国以及其他国家 的争端。但来自美国和日本消极的回应很快将其淹没。他们怕韩国脱离美国在太平 洋地区的安全保护伞，而和中国走得越来越近。韩国有可能竞争扮演地区领导者的 角色，也引起了不安。过去15世纪的韩国人申叔舟也构想过韩国扮演东北亚均衡者 的角色。但自那以后，韩国过去一直处于强国（特别是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压制 之下，有时甚至丧权辱国。 但是，韩国作为均衡者的总体设想和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有分量的角色的强烈 愿望得到不同党派的赞同。许多人认识到：当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融合发生摩擦时， 韩国完全可以从中起桥梁作用。韩国原来是亚洲众所周知的“隐士王国”，全球化进 程结束了它的这一角色。许多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在韩国旅游组织所提供的服务中 可见一斑。任何外国人都可以通过拨打免费电话立即找到译员，他们可为顾客把朝 鲜语同声翻译成日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泰语、中文、 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语、波兰语、瑞典语、越南语和英语。这一服务不仅表明 韩国正同国际接轨，而且这么多的语种显示了韩国的全球视野。这也是其他国家同 行所不能企及的。 必须把韩国实现国际化的努力同民众对影响中韩、日韩关系的复杂历史和领土 关系的强烈情感回应加以比较。中国最近的历史教材上宣称高句丽王朝（公元前 37—公元668年）实际上是一个中原帝国，而高句丽包括了整个朝鲜和满洲。因此 这一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引起了强烈抗议。同样日本宣称位于日韩边界的独岛（日本 称作竹岛）属于日本领土。这引起了韩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自二战以来，这些小岛 都是置于韩国的管理之下的。尽管在领土和历史争端中，韩国人民愤怒地抗议他国 对其历史遗产的侵犯，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同中日两国人民就共同的东亚发展史展 开讨论，也没有阻碍三国之间经济和金融不断的相互渗透。 卢武铉促进改善南北关系 卢武铉关于韩国未来在东北亚扮演的角色的构想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 是朝鲜问题。同朝鲜关系正常化并加强融合，同时解决朝鲜发展核武器问题是韩国 扮演有分量、有建设性角色的基础，可以缓解东北亚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尽管韩 国增加了军事开支，卢武铉在一些场合尖锐地谴责朝鲜，但他仍孜孜不倦地为解决 两国争端而努力着。他还增加了对开城地区经济发展的援助。韩国在朝鲜举行了一 场时装表演以促进韩国对朝鲜的投资，时装会甚至还邀请了一位著名的韩国模特参 加，足以证明南北关系的改善。此外，韩国最大的电信公司KT公司也于2004年5 月开通了连接朝鲜和开城工业区的固定电话服务，目前正将此服务扩大到其它地区。 这些将韩国的计划付诸实践的努力却常常因为美国的恶意干预而陷入困境。卢 武铉政府为之付出的诸多努力是为熄灭战火而非制造幻象。在美国报纸上要想找到 有关卢武铉对内、对外政策的详细分析是很难的。丹尼·凯尼利发表在《美国企业 杂志》上的题为《正是同韩国分道扬镳的时候》的文章对卢武铉政府进行了典型攻 击。他写到：“现在的首尔政府是韩国短暂的历史上最反美的政府。它是一个煽动公 众反美军情绪的左翼政府。”卢武铉政府经常被塑造成一个不可靠的盟国，意欲削弱 美国的安全意识。面对公众反对舆论韩国政府仍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但却没有得 到布什政府的多大认可。 卢武铉已经同朝鲜就渔猎权、放宽交流限制、开放公路和铁路交通展开对话。 同时也时有组织韩朝两国学生和民众的聚会。数千个家庭重新团圆，即使只是短暂 的会面。现在韩国电台经常播放有关朝鲜的报道或对朝鲜人民的采访，这在以前是 绝对禁止的。 美国、日本、中国、俄国、朝鲜和韩国的六方会谈旨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 核问题，卢武铉政府表现了对朝鲜的极大支持。他既没有把朝鲜当成韩国的直接威 胁，也没有暗示即使朝鲜不会回到谈判桌上来时的“其他途径”。卢武铉坚持认为创 造一个互信的环境对于长期的展望是必不可缺的。他曾多次提出解决朝鲜核问题需 要用美朝两国都乐意的方式来消除两国分歧。 卢武铉从未暗示过朝鲜是韩国的死敌或朝鲜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相反，他认为 只有像欧洲一样建立一个统一的亚洲共同体才能实现南北统一目标。最终，他采取 了金大中的阳光政策，认为经济制裁并不能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所有这些途径， 虽深受许多韩国人民的欢迎，却遭到布什政府的怀疑甚至敌视。 韩日冲突 像金大中一样，卢武铉上台后试图改善韩日关系，这也是确立韩国东北亚经济 和文化中心形象的总体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在纪念韩日外交关系正常化四十周年时， 两国政府宣布2005年为韩日友好年。今天，两国文化的交流也是前所未有的。韩国 的电视剧和明星在日本深受欢迎，而日本的动画、漫画、录像片和小说也受到韩国 观众的喜爱。随着两国经济领域投资的增长，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在进行中。 韩国的流行期刊《新东亚》今年2月登载了一篇日本人撰写的文章。该文描述 了韩国人民对日本空前的兴趣，也不断地暗示了日本国内韩国文化的繁荣。 出乎意料的是，2005年2月13日，也就是韩日刚刚进入友好年的时候，日本 驻韩大使高野紀元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韩国独岛发表了如下讲话：“从历史和法律 角度上来讲，竹岛（独岛的日本名）都是日本领土。”这一讲话简直不合时宜。日本 随后又派遣巡逻舰和直升飞机到独岛附近水域。韩国人将这些行为看作是来自一个 长期以来对韩国抱有军事扩张企图的国家的严重挑衅。此外，当时日本正试图删去 中学教科书中关于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侵略罪行的章节，这一行为也倍受国际关注。 大多数韩国人将这些行为视为纯粹的挑衅。卢武铉发表在青瓦台网站上的信中写到： “这些行为表明日本企图将其侵略史合法化，并否认二战后韩国的独立地位。”作为 对此的回应，韩国民众在首尔日本领事馆前举行集体抗议。有的人甚至自断手指或 自焚以表示抗议。3月23 日，卢武铉就日本政府的丑行做出强硬的回应，发表了《致 关注韩日关系民众书》。他宣布发动一场“外交战争”，并谴责了韩国前政府的软弱 无能。他承诺做出强硬的外交回应，但也告诫韩国人民不要仇视无辜的日本人民。 韩国外交部长潘基文在首尔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卢武铉做出了坚定的外交回应，拒绝推迟按计划同日本小泉首 相举行两国首脑会议，也拒绝断绝维系两国的经济和社会联系。而且，卢武铉访问 了德国，称赞其在促进欧洲统一进程中做出的努力，以此来间接地谴责日本。他明 确表示无条件支持德国加入安理会。 结论 卢武铉实行改革的速度令人振奋，但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许多反对卢武铉、 支持保守的反对党的人希望再次掌握韩国政权。但是韩国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 非都是他所为。他时常拼命地尝试像乔叟笔下《骑士传奇》中的主人翁那样“不得 已而甘愿为之”。全球化是促进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看不见的手。因此他时常尝试以一 种利他主义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转变。 卢武铉夜晚打在电脑上经深思熟虑的文字与他们在世界舞台上实际应用时的含 义有很大差异。但毕竟这种意义的最终结果不是他能决定的。比如，“均衡者 (Balancer)”是韩国政府推出的韩语的英译，它在英语中的含义正好与卢武铉的意 图相左。美国学者将“Balancer”用作地缘政治术语时指的是相对弱小的国家结成 联盟来对抗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例如，中国、印度和俄国的合作则可理解为 “balancing”(与美国相均衡)。卢武铉用“均衡者”来表示儒家式的调停和解决争 端的方式。他以为，因为韩国极力讨好美国、中国和日本，称得上是三国间的均衡 者。美国人却对这层含义不屑一顾，相反他们视其为与美国拉开距离。 卢武铉不断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面对他忠心的支持者们的强烈反对，他仍 然派兵伊拉克；面对顽固的保守派的谴责，他依然开展同朝鲜的新一轮对话。当媒 体舆论严重威胁他的政治前途的时候，他在首尔的世界报业议会上申明：“持有某种 特殊利益或某种意识形态观点的报纸不应当垄断媒体市场。” 他的均衡思想包括了 不懈地反对那些试图称霸韩国政坛的相互争斗的各个政团。一个均衡者的角色最终 实际上是一位勇士的角色。 对于卢武铉试图彻底改变韩国社会的最终目的,我们知之甚少。他殚精竭虑地想 提升韩国在东亚以及世界的地位,但是如果没有众多韩国人默默的、一如既往的全力 支持,他的这一理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得以实现。 那些谴责卢武铉的人则把他看成是像高宗王(1863-1907年在位)一样的人物。 高宗王是朝鲜王国最后一位合法君主。在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他被迫让位于儿 子。 高宗王希望建立一个能和大国抗衡的现代化国家。他甚至拍了一些令人捧腹的 照片,照片中的他佩带着像欧洲将军那样的勋章。他主持修建了一些西式建筑,引进 了少许现代科技,甚至把韩国重新命名为“大韩帝国”。他认为通过实行一系列大刀 阔斧的改革并实行强国式的争夺,为国家争得一席之地从而扭转处于风雨飘摇中的 国家的命运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韩国是不能同日本、俄国甚至中国相比的。因为韩 国缺乏具有竞争力的政府机制、教育体制和经济实力。最终, 高宗王不切实际的幻 想化为泡影,韩国失去了国家主权,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这些把卢武铉和高宗王相提并论的人认为韩国在地理、人口和经济上受到很大 限制,任何试图实行变革、振兴国家的举动从长远考虑都将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姑且不论短期内在民众中引起的激奋。毕竟,韩国是唯一没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国 家。比起邻国来,它的人口少得多,也不能出产足够的粮食。韩国总的来说依靠国际 贸易生存。一些韩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在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夹缝中生存的。基 于这样的看法,许多人认为韩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在经济上走极端保守的路线，保持低 姿态，毫无疑问地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据此逻辑，韩国将如其声称的那样难以 生存，因为国家经济类型单一。如果考虑南北统一将付出的巨大代价，韩国的生存 将更加举步维艰。以高宗王为前车之鉴，使韩国成为东北亚新秩序的中心的愿望似 乎纯属幻想。高宗王遗留下来的政治理想对许多韩国人来说是后患无穷的，即使是 仅仅遗留在政治无意识中。因为人民担心韩国将愚昧地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强大的 帝国，并在傲慢自大中失掉在美国保护伞下已经取得的一切成果。 相反，这些赞同卢武铉的想法（虽然并不是所有赞同他想法的人都支持他）希 望建立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国家的人则更倾向于把他同世宗王相提并论。世宗 王（1419-1450在位）是朝鲜王朝的第四代君主，他实行机构改革，建立了朝鲜史 上最持久的王国。他崇尚科学技术，促进了朝鲜史上令人瞩目的国家复兴。在此期 间，朝鲜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他鼓励知识分子和发明家设计一种新的日 晷并实行仁政。例如，他禁止对犯人实施酷刑。在那个读书还只是上层阶级专利的 年代，他促进了韩国文字的发展，力图在民众中普及教育。那些把卢武铉看成是和 世宗王一样的改革家的人们（即使并不把他完全等同于这位享誉很高的历史人物） 则认为韩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国家，能够具有雄厚的文化和 科技实力，能够在世界舞台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也许有此看法的人只占少数，但 他们对此信念是深信不疑的。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韩国的教育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文化也呈现出一派令 人倾羡的繁荣。韩国影片、小说、歌曲和艺术在整个东亚以至世界各地的广泛影响 足以证明这一点。韩国政府越来越透明，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随着电子媒体 革命的进行，即时通信和网络设计方面的革新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果网络决定 着世界的未来，如果全球网络的形成会使过去两千年里常用的经济和战略发展路线 图显得不和时宜。在短短的五十年里，韩国已从极度的贫苦中挣扎出来，并站在了 网络革命的中心地带。单从这一点来说，韩国的进步算得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约 瑟夫·奈伊所构想的软力量能变成现实，那么韩国确实够在世界舞台扮演举足轻重 的角色。韩国和东亚的现实最终可能与他的理想有出入，但卢武铉毫不含糊地提出： 由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一种截然不同的新秩序正崭露头角。对于卢武铉在韩国和 韩国在东亚作为均衡者与勇士的角色的展望，人们正拭目以待。 [信息来源] 青瓦台总统府网站登载了相关的演讲、政策、工作时间表以及其它关于卢武铉 生活和政治经历的文件（朝鲜语）。网站上同时登载了他的演讲（朝鲜语），也可查 到他早期的竞选演说、一份简短而正式的英文传记。Nosamo Group网站也提供了关 于卢武铉的宝贵资料。 此外，其他两个关于卢武铉重要的信息来源，一是他1994年发表的自传《嗨， 你能帮帮我吗？》，还有就是同年发表的篇幅更短但更有用的传记，题为《我以自己 的意愿走自己选择的路》。此外，我参考了《中央日报》、《朝鲜日报》、《韩民族日报》 和Mal杂志以及国民日报编写的关于卢武铉的文章。 我采访了几位关心卢武铉的韩国政府的外交官和学者。《读卖新闻》记者貞広高 志为我提供了该报登载的关于卢武铉的文章。最后，我要向Eric Marler、Jim Kawakami、Gavan McCormack和Mark Selden致谢，他们为我提供了意见和建议。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该文 发表于2005年8月1日的《关注日本》。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翻译] ——————————————————————————————————— 点击此转到《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八期下一文件F文件200512f1 投稿、订阅、交流及志愿援助请致信：contact@zgysj.com 2005《中国与世界》十二月号 总第一百零五期 网址http://www.zgysj.com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91－9562 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点击此回页首 ※※※※※※※※※※※※※※※※※※※※※※※※※※※※※※※※※※